劉守英:講中國故事的時代——半年哈佛訪學的觀察與思考(2)

與哈佛因其名教授而傲然於學林一樣, 哈佛的中國學研究也因那些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大牛”而為人們景仰。由於篇幅, 這里僅列舉對我影響最大的幾位。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哈佛受到的尊敬至今猶存, 哈佛師生向我講述他從事研究和帶學生的軼事時在幽默中充滿敬意。費正清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教授。他留給哈佛乃至全球的智慧財產當然是1955年成立的東亞研究中心。正是在他的開創性努力下, 美國的中國研究從人文視角的漢學轉向社會科學領域的現當代研究, 他創造的“刺激-反應”方法曾長期支配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他的《美國與中國》中國有知識的人應該不止讀過一遍, 他組織編寫的《劍橋中國史》應該為許多中國人書架上的必擺作品。他是40年代末預測毛澤東與共產黨會獲勝的中國通之一。他因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 被稱為“四個該為輸掉中國負責的John”之一。1991年9月12日上午, 他將最後一部著作《費正清論中國: 中國新史》的原稿親自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 下午心臟病復作, 兩天後辭世。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 Farquhar)盡管已經80多歲高齡, 但是, 我在哈佛時聽的每一場關於中國的講座, 都能見到他魁梧、挺直的身影。這個起中文名為馬若德的文革史專家,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冷峻的臉頰帶著和善, 深邃的眼睛洞穿世事。麥克法夸爾師從費正清。他是迄今研究中國學術影響最大的《中國季刊》的創辦人。他於197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 成為文化大革命領域的扛鼎之作。提起他在哈佛開課時的盛況, 至今為哈佛教授羨慕。 

麥克法夸爾教授於1988年春給本科生開設“中國文化大革命”課程, 申請學生達800多人, 最後不得不控制在700人, 要知道當時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學生才6000多人!當時由於校園里找不到如此大的教室, 這門課的上課地點不得不改在一般只有重大慶典時才用的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如果沒有這一先例, 如今的經濟學大牛曼昆是否能享受在這里講授《經濟學》的特權?! 


見過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教授的人, 都對他的謙和與隨和而印象深刻, 他的待人接物和交流方式會讓你忘掉他是一個外國人。傅教授給我的印象是他豐富閱歷下的一種綿里藏針與執著, 以及從交談中獲取信息的能力。他一輩子幹的最重要的事是, 幫助美國人了解和理解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國家——日本和中國。在日本在70年代末崛起讓美國人不安時, 傅高義教授於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 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8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巨變, 更是越來越讓美國人不安, 傅高義教授洞察到未來對美國和世界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的轉型, 他先是以在廣東的紮實研究寫成《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接下來又十年磨一劍, 寫下《鄧小平與中國轉型》,  成為年度暢銷書, 是客觀研究鄧小平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傅高義教授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他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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