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演講中重點闡述政治衰敗的根源以及三項政治制度——國家、法治和責任民主產生的順序, 以及這三項制度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平衡關係與其績效的關係。在他看來, 這三項制度無論從歷史演進還是今天的社會都代表了人類的普遍需求。無論好壞, 都需要國家通過必要的權力來進行外部和內部防衛, 來實施共同統一的法律, 由一個現代的非人際的國家來提供秩序、穩定和必要的公共品。所有社會都必須通過法律來規制權力的實施, 將權力非人際地應用於所有公民, 而不是例外地對少數特權派開綠燈。法治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沒有明晰的產權和合約實施, 一個社會難以建立長久的信任和穩定的預期。責任民主使政府必須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負責, 而不是僅僅對少數精英負責, 民主參與不僅僅是對權力濫用、腐敗以及強橫行為的監督與制約, 也是對一個社會自由與個人生活質量的基本度量。 

政治制度演變的真實邏輯是, 國家、法治、責任民主這三項制度可能獨立存在於不同的政治發展, 也可能是它們之間不同的組合。有的國家能力很強, 但是法治很弱, 沒有實行現代意義的民主。有的國家有民主選舉, 但國家提供的服務很差, 法治也很弱。有些國家與其說他們的國家和法治弱, 還不如說是不存在, 盡管在這些國家也推行了民主選舉。一個理想的社會是繁榮的、民主的、穩定的、良好治理的、低水平腐敗的, 這樣的社會實現了三項政治制度之間的完美平衡: 有能力的國家、強法治和責任民主。 

在談到中國時, 福山認為, 中國從秦王朝開始的中央集權以來延續著強國家能力的傳統, 但是一直沒有建立起用法治和民主責任制來平衡強國家。中國是少有的不像西方、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古以色列那樣, 有基於超自然力量的神權階層去立法, 而神權階層和掌握政治權力的階層是分離的。中國的法律實際是法制（rule by law）, 國家是法律權力的來源, 權利在中國是國家統治者賜予的禮物。中國歷史上的法律中很少涉及產權和契約權民事侵權等私法權利。這和西方的普通法與羅馬法傳統形成鮮明對比。 

福山認為, 整體來說, 中國在限制政府權力方面進展緩慢, 現在也面臨是否能持續提供好領導的挑戰, 面臨的風險有: 嚴重的社會矛盾造成黨內有魅力的領導利用民粹的風險, 政府被地方、大型國企等利益集團綁架；統治的合法性來源, 現在的合法性依賴經濟高速增長, 一旦經濟逆轉, 合法性就會遇到挑戰。真正的解決辦法還是法治與民主責任制限制政府權力, 另一個重要力量是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的有效動員。 

民進國退還是國進民退? 在費正清中心的中國系列講座中, 爭議最大的一場是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引發的。拉迪是國際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專家, 他對中國各項政策演變及其官方統計數據應用的嫻熟, 與國內許多學者比恐怕也不出其右。他是帶著他新近出版的《民進國退——中國私營企業的崛起》（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一書而來的, 宣傳海報和演講大廳門口四處可看到這本中文比英文還醒目的書封面。拉迪的書名就很有針對性, 無論是國際媒體還是中國國內學術界, 有大量關於中國近年來改革倒退、改革停滯的批評, 從書名來看, 拉迪這本書就是來反擊這些言論的, 他的演講內容和所用的五個反問句, 更是一場關於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進程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