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蘇力於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中國大學出版社協會、在華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聯合主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協辦的“中外大學出版社學術論壇”（北京，2019.8.26）上的發言。 

一、首先，為什麼中國？ 

在近現代國際文化交流中，中國學人有多種選擇。他/她可以向中國介紹外國學術成果，也可以自主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學術傳統中，研究西方的問題，並做出重要貢獻。但在我看來，若僅就學術貢獻而言，更可能會來自他向世界講述和展現中國人的經驗。因為這畢竟會是他/她最熟悉最豐富的經驗。和物質產品的交換相同，各國各地人們相互交換的一定是外地產出的但對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些特別意義的產品。恰如魯迅先生所言，盡管他說的是文學，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的經驗不一定對其他地方的人都有意義，但如果還有些意義，那就是超越地方的意義。國際學術出版其實就是促成各地方的經驗、智慧和信息的交換。 

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唯一未曾中斷持續至今的文明。20世紀以來，中國的巨大變革，完全可以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非但挑戰了“歷史終結”的信念和神話，也改變了近現代以來眾多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評判。自古以來，中國人的智慧，無論以何種方式凝結，都可能有智識意義，至少有參考價值。並且無論有無有效的國際傳播，這種意義也一直都在。但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中國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國經驗的意義日漸增加，加速釋放，不僅有知識的意義，學術思想文化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有社會實踐的意義。當代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可以為解決人類的某些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二、為什麼故事？以及什麼意義上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與跨文化的理解有關。 

有許多學科的知識可以借助純理論思辨展開，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邏輯，借助數學和其他眾多自然科學。但人文社科研究會有不同，有些知識和學術是附著於本地實踐、制度和文化發生的，很難直接翻譯，只能借助本地語境中生發的概念、范疇、命題和理論才能表達和交流。即便有學者試圖將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納入跨文化交流，但會有不少內容，至少一段時間內，仍會深嵌於特定語境中。 

多年前，德國人類學家弗萊格就指出，長庚星和啟明星指的是同一顆星（太陽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會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兩個不同語境中，是兩顆星。要理解天文學上的這一顆星何以在他們心中是兩顆星，就必須理解在他們心中有關我們通常稱為金星的這個星球的兩個故事。又如中文“家”這個概念。無論70年前中國人的“五口之家”，還是今天在中國占主導的“三口之家”，按中國古人的理解，都是“戶”；昔日農耕中國的“家”，費孝通先生曾分析討論過，其實是個小家族，是個綿延承續的事業社群。又有，英文中crime of passion，在中國的普通人當中，至今仍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譯作略帶惋惜甚或褒義的“激情犯罪”，中性的“衝動犯罪”和極端貶義的“獸性發作”，分別指涉伴隨了強烈情感的三類犯罪行為，隱含了中國民眾對這些行為和情感的道德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