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黨的集體領導。在鄧小平領導下, 中共向將治理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 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 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 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 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在治理結構上, 中國采取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 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 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然而, 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 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 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 

三是現代的精英治國。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 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 目標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 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後來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政府公務員時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試。這種體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則擴展到幹部選拔系統之外, 貫穿於各行各業的人才選拔與培訓體系。 

四是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經濟增長帶來的新經濟機會和允許人口流動, 使中國走上了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道路。城市文化迅速進入農村, 農村地區在文化上已城市化。隨著城市開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 地方差異逐漸被共享的國家文化取而代之。跨地區的人口流動, 為內地建立新標準的觀念和生活方式, 加快了全國性城市文化的傳播速度。開放性的流動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革命性影響, 從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向以城市為主的社會的過渡以及共同的國家文化的傳播, 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的最根本的社會變化之一。 

五是無章法的社會。中國為了經濟增長, 只得在規則和法律制約上晚一步。1980年代實行開放時, 食品、醫藥、產品及工廠安全、勞動環境、最低工資、建築規程等領域幾乎沒有任何規則。中國地方官員管理著地方市場, 法律由他們自己說了算。盡管為每一個重要的經濟領域制定了法律法規, 但地方官員的執行卻遠遠落在後面。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一些官員和家屬靠關係或特權發財。勤奮學習、考試優秀、工作出色的人得不到升遷。對外國專利和版權疏於保護。工人的勞動條件差, 企業逐利缺乏道德責任約束, 等等。 

傅教授也列出了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包括: 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遏制腐敗；保護環境；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以及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與美國匹敵時, 中國將如何作為？ 

國家、法治與民主。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系列講座（J. F. Kennedy Forum)中, 日籍美裔學者福山做了《政治秩序的塞繆爾.亨廷頓遺產》的演講。盡管演講題目不是專門的中國專題, 但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有兩章談中國。在提問環節, 福山就中國學生關於他對中國發展的評價的提問進行了回應。有意思的是, 在講座結束後, 與他合影最多是中國人, 可見福山在中國的人氣有多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