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帕金斯教授的講座和幾次私下討論, 我將他的看法歸納如下: 

第一,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是發展階段轉換的必然。帕金斯教授認為, GDP保持每年8-10%的增長率只會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追趕期, 當一個經濟體從追趕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時就會放緩。按2000年PPP美元計算, 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經濟體在人均13000美元時, 都出現了類似的下降, 香港是12000美元。中國的GDP增速在2012-2015年放慢, 以PPP計算的人均GDP增速於2017年放慢是必然的, 如果增長率低為6%, 中國將發生更長時段的減速。 

第二, 中國維持高增長面臨的供給面挑戰。他提供的數據表明, 中國過去的高增長有1/3以上是由每年3.8%的TFP增長帶來的。2015年以後中國如還要維持9%的GDP增長率, 中國的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增長率必須達到5%, 但中國從未達到過這個數。過去30多年生產率的高增長主要靠消除計劃體制的低效率、對外開放和外國直接投資來實現, 未來靠消除體制低效的餘地很小, 生產率的增長將主要來自研發支出。如果沒有研發做支撐, 沒有一個高收入國家能接近實現4%以上的TFP增長。但中國目前在培養有創造力的工程師、科學家和提升教育和研究機構能力方面進展很慢。除了TFP增長乏力, 勞動力供給增長率也下降了。這樣, 要維持GDP的高增長, 就只有靠提高投資率和總資本形成率了。問題是, 如何保證投資增長率上升的同時, 投資報酬率不下降？事實上, 中國的投資率從2000年以後不斷上升, 但是單位投資的產出卻在不斷下降。

第三, 中國維持高增長面臨的需求面挑戰。中國要充分利用勞動力和產能, 就必須使總需求維持在一定水平上, 但挑戰巨大。中國的家庭消費佔GDP的比率低於大多數國家, 到2010年和2011年時只有34.9%, 大多數國家佔到GDP的60%。要使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 中國必須找到佔GDP60%的消費需求來源。一種可能是政府消費。過去30年政府消費佔GDP的13-15%, 盡管近年來社會福利開支大幅增長, 2011年政府消費也僅達到GDP的13.3%, 靠這一塊作用不大。二是依賴出口。但是, 凈出口在2007年達到峰值, 佔到GDP的38.8%, 之後不斷下降, 2010年為37%, 2011年為26%, 靠出口無法填充國內需求的缺口。三是只能依賴高投資。但中國的投資率已處於高位, 2011年佔到GDP的49.2%。如此高的投資水平怎麽獲利？如果中國要繼續維持高投資率, 要考慮其後果, 這些投資可能是一些低回報的項目, 還會造成高額的債務, 維持成本也將大幅上升。

第四, 研究高收入東亞經濟體什麽時候以及以什麽方式減速是有意義的。日本的減速是突然的。日本的GDP在1960年代高速增長, 然後放慢, 接著在1970年代早期有一段快速增長後, 於1974年又突然下降, 從1990年開始又享受了一段持續的增長, 不過這一時期只有50年代和60年代水平的不到一半。在那之後, 日本的增長減速, 20年間GDP每年僅增長1%。有人認為1991年以後的增長下臺階, 反映了日本經濟的走弱和泡沫破裂, 給出的最主要解釋是日本金融體系的缺陷, 背後又是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早年大量放貸的結果。但是, 在帕金斯看來, 1974年早期的GDP增長減速卻不能用金融部門的問題和日本政府的政策失誤來解釋, 也不能由1973年和1978年石油價格上漲來解釋, 肯定有基本面上的原因。 

韓國的下降與日本1974年的下降類似, 也是在主要外部經濟沖擊下突然出現的。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的大衰退。不過, 韓國的危機很快就過去了, 經濟恢復得很快。1999年和2000年又達到了非常高的增長率, 不過接下來的10年又放慢了, 增長率於2007年低於5%, 之後進一步下降, 增長率於2010年恢復到6.3%, 2011年又下降到3.6%。由於政府在1998年和2007年間采取了各種社會福利政策, 一些韓國人將減速歸結於此。李明博於2008年當上總統後, 提出回到每年7%的增長率, 但未能如願。帕金斯也認為, 除了兩次經濟危機, 肯定還有更基本的原因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