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難僅僅通過簡單對應的語詞來準確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決於理解者能否有效進入或想象一種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許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於一些故事——一些關於他者生活生存的整體想象，這是理解所依賴的語境。 

用抽象的概念、理論來講一件事則更困難，很容易簡單化、教條化甚或意識形態化。如，若僅僅用改革或開放，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解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那肯定是枯澀的，很缺乏智識和學術意味。因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體的，在具體時空中以具體措施來應對具體的問題；不僅有一系列非常具體敏感的條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細的操作，有先來後到，甚至也有預先沒有料到事後看來很偶然的因素。“改革”這個詞無法傳遞大量重要因素，但一個生動的故事則可能傳遞更多精微豐富的信息。也曾有人把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的經濟發展，歸功於儒家傳統。一般說說也可以，但不能當真。因為在相當程度上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走出發生於古代農耕社會的那個儒家傳統。 

因此要解說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不可能用中國經驗來演繹例證幾個西方的經典理論命題就能完成的，確實需要在精細複雜的語境中展開生動具體的故事。不能選擇性地講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講一個在具體語境中展開的相對細致的故事。當然也不是事無巨細，不可能；有意無意，都一定會有也要有剪裁，但故事永遠比命題有更多寓意。 

但也應注意，在中文中，故事這個詞往往有虛構或編造的意味。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文學藝術作品除外，一定要避免這種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簡單排斥想象和腦補。前面已說過，無論自覺不自覺，即便最注重實證經驗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並在這個意義上會有虛構和創作。甚至歷史著作如《史記》也有不少虛構，魯迅先生因此稱其為“史家之絕唱”，卻又稱其是“無韻之離騷”——贊揚中還隱含有限定甚至某種批評。諸多社會變量之間的因果/關聯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學者腦補出來的，首先是虛構或猜想，即便後來被“證實了”或是回歸分析的相關係數趨近1。甚至，亞里士多德曾根據歷史記錄的全都只是個別事實，而當時的文學/詩旨在描述普遍性實踐，因此認定後者更接近真實。盡管如此，我還是強調，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須堅持經驗主義傳統。不能把講好中國故事變成編故事，演繹主觀意願，或抒寫個人的社會的願景。其實除了譯作“願景”外，vision通常譯作“幻覺”。 

三、為什麼要“說好”？ 

強調要說好，就因為目前說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國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年來的成就相比。不僅很難讓人聽見，聽進去；許多時候，就像題記引的那幾句詩表述的那樣，幾乎每個識字的中國人都曾有過的那種窘境：有些漢字，我們確實知道意思，甚至感動了，但就是讀不出聲來，或一直讀錯了——在2018年五四晚上之前，在我心中，就一直把鴻鵠（hú）之誌讀作鴻（gǔ）之誌，此前也曾長期把溫情脈脈（mòmò）讀作溫情（màimài）。這是表意文字世界中讀書人注定遭遇的，我不覺得有啥丟人的；拼音文字世界的讀書人會有更多相反的經驗：能拼讀出聲但不知其意，同樣沒啥丟人的。 

問題是，為什麼說的不好？甚或發不出聲？因為目前國際上占主導地位的學術話語源自西方，許多概念、命題和理論都來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國家的特殊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