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中國傳統的人文話語表達可能會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只是，至少有時，這種犧牲是必須的，因為值得，因為以這種方式說中國故事，可能收獲更多讀者，收獲話語的社會影響力。社會科學的明晰和邏輯表達一定會犧牲豐富、複雜、飽滿但也因此不確定的意涵。但任何選擇都會有放棄，都會有所損益。 

追求社會科學的表達，好處是讓故事變成理論。理論的最大好處是便於讀者將命題邏輯地展開，用來解說、處理他或她身邊的問題，故事中的經驗可以成為一種工具，應對他或她的生活。這既是對地方性知識的驗證，也可能是對地方性知識的移植和發展。中國經驗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結果甚至會消除外國學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學者對外來文化的神秘主義理解，一種敬而遠之加懷疑的態度。

社會科學的表達絕不只是套用某些西方理論、概念或命題，僅在理論層面上兜圈子。用中國經驗來例證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重要，但更有效的“說好中國故事”甚至應自覺用中國經驗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外國人對其自我經驗的解說，自覺用中國經驗中的道理來系統解說或重新解說那些被認為已有定論的外國故事或理論。西方學界對索福克勒斯悲劇《安提戈涅》的傳統解說很多，有自然法與實證法沖突說，或黑格爾的倫理沖突說，或後來的女權男權沖突說。而借助中國儒家傳統視角，我認為這個悲劇最重要的寓意只是，在農耕社區內，儒家歷來強調的綱常倫理的重大制度意義。基於中國經驗的這一解讀，既是對西學經典的新解，也是對儒家經典命題的印證和支持。思想開放，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不迷信名人，不迷信經典，不迷信通說，不死磕概念，最為重要。一定要以務實的經驗導向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態度對待學術和理論。 

雖然說好中國故事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的要求，但對中國讀者也應如此。作者首先應注意如何對中國讀者，對今天的中國讀者——全球化時代對中外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今天的中國讀者，說好中國故事。如果一位中國作者不能讓中國讀者理解更多一些，看到更多一些，不能激活讀者自身經歷過的有所感動但尚未覺悟的東西，那麼他就不是一位好作者。中國作者應當成為一位好作者，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書墨飄香的世界，卻更是一個全球競爭的學術出版/商業出版的世界。 

結語 

以上所言，只是從作者方面討論如何“說好”。但從社會層面來看，一個故事講得到底好不好，與作者的想法甚至努力不一定有關。最終會是從社會效果上看，看能否有效影響讀者。依據讀者反映理論，也根據近現代以來中國學習外國的眾多經驗證明，是作者很難掌控的。重要的其實是讀者，是讀者的自我努力。這個努力主要不是閱讀，而是閱讀之後讀者的實踐，包括他/她的思考和社會行動。講好中國故事，不可能過多指望被說的那個故事，也不能過多指望說故事的那位作者。 

畢竟，“詩不會令任何事發生”。2019年8月10日初稿，8月28日修改（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