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向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沖動的產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里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里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里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系，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產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產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系，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是不得已才為共產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產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約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里面工作過。這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眾注意有著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眾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對廣大聽眾的時候，他的言辭才會激烈起來。在約克維勒的萊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里推推搡搡地走動著。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志《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盡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邦紮爾宣稱他支持原則政治，但是跟著就用一種使事物看起來可笑的、被誤導的、讓人無法認同的方式闡釋我們歷史上偽所有事例。在這種解釋過程中，他歪曲了那種歷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對平民主義者的解釋。邦紮爾把他們的領袖描寫為被一種“陰謀理論”迷住了，說他們反問米特人，恐懼盎格魯人，是恐英的和鄉土主義者，還說他們專心致力於空洞或不適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計劃。在這種描寫中除了真理，什麽都寫到了。邦紮爾把他對平民主義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風行一時的舊模式上面，但這種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為邦紮爾既沒有意識到近來的學術發展，也不願意承認對他論美國左派歷史的簡單化觀點所提出的挑戰………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沒有計劃的叛亂》（《紐約時報》星期日雜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驚的。里面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是虛妄的指控，自我封閉的觀點，不合時宜的憤慨。它是對校園激進左派的全盤歪曲——完全是那種居高臨下、肆意歪曲的敘述，這種敘述認他們的角度出發認定20歲的人，認為“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不止於此，該文還是一篇危險的文章，因為它用了通常羅納德·里根才用的觀點和措辭，從而使肯南這個名字有了一種特別的分量……

我難以相信肯南看過多少立場鮮明的報紙，這種報紙經常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行，而這一全國性的組織代表著校園激進左派的立場。如果他讀了的話，他不可能提到他們“巨大的確定性”，他們“尖叫的脾氣發作”，他們對“唯暴力主義”充滿了興趣。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差一點使他們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系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只是決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制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產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重返“最終決定性實例”…

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制），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系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著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覆制。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現在問題集中在“自律”這一術語及其經過阿爾圖塞限定後的悖論性“半自律”概念。這里的自相矛盾性在於，本身就是一個“自律”的統一體的符號，作為一個與指涉物相分離的領域，可以保持當初的自律性，以及它所要求的統一和連貫，惟一的代價是須得保留一個虛幻的指涉物，使其幽靈般地暗示一種外部存在，因為這可表明一個閉合空間，一種自我限定，以及一條主要邊界。馬爾庫塞自己那痛苦的辯證法把這點戲劇性地表達為一種有趣的來回波動：他那自律性的美和文化之域既回到某種“現實世界”來對它進行評判和否定，同時又把自己與此現實世界徹底分開，變為一靈虛幻景，一些軟弱無力的“理想”、“無限性”等等。…

詩人心中的巡警指揮汽車南行

出殯人家的馬車拉車不走

街上的寂靜古人的詩句蕭蕭馬鳴

木匠的棺材花轎的杠夫交談著三天前死去了認識的人

是很可能的萬一著了火呢

不記得號碼巡警手下的汽車詩人茫然的納悶

空中的飛機說是日本人的

萬一扔下炸彈呢…

燈光裏我看見宇宙的衣裳，

於是我離開一幅面目不去認識它，

我認得是人類的寂寞，

猶之乎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宇宙的衣裳，

你就做一盞燈吧，

做誕生的玩具送給一個小孩子，

且莫說這許多影子。

一

達拉在詳細地講述一個鄰居（同她住在一個村子裏的一個不幸的女人）的無理而殘暴的丈夫胡作非為之後，簡要地歸結道：“像這樣的丈夫，應當用火去燒他的嘴。”

久伊戈巴爾先生的妻子紹西，聽了這種議論，感到很難過。一個女人，最多只能看到自己的丈夫嘴裏叼著一支點燃的香煙，如果除此之外還想用什麽火焰去燒他的嘴，那還成什麽體統！

因此，她對此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而狠心的達拉卻更加激憤地說：“寧可守七輩子寡，也不嫁給這樣的男人！”她說完便氣沖沖地離去，大家也都不歡而散。…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安德斯·史蒂芬森和考奈爾·韋斯將纂]

在卡拉杜賓人看來，與從博物館和資料庫中焚燒的舊東西相關聯的一百萬年在史書中也只需一句話就可以總結：基督耶穌死後有一個延續了幾近一百萬年的重新調整時期。

——庫爾特·馮尼格特《泰坦的女妖》

1957 阿爾及爾戰爭加納獨立

蘇聯人造地球衛星

1958 戴高樂重掌政權；

第五共和國歐洲經濟共同體…

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個失業的單身漢，一個心灰意懶的後斯大林主義者。距赫魯曉夫的懺悔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在漫長而又循規蹈矩的50年代，我將一生的激進意識和實驗全都束之高閣。然後，我隱約聽到了一絲新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覆蘇的回音。對於其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諸如靜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園沖突和高漲的戰鬥精神，我是全身心讚同的；而對於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輕人的個人崇拜、追尋極樂世界、奢華放縱的性愛、神秘的儀式、反對理性主義、沈溺於極樂狀態等等，我卻無心認可。根據我自以為不錯的觀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年輕人還是老樣子：他們想去解放這個社會，可他們卻沒有從真正客觀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關注出發，而是僅僅著眼於一種自戀式的快樂原則。…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歲，住在內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過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間寓所，開始靠給《晚報》社會專頁撰寫頭條謀生，養息著我那顆因發現自己將不能像媽媽和灰姑娘一樣結婚、幸福此生而受傷的心。我是所謂“沈默的一代”的成員，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默默無聞，40到50年代，在麥卡錫和朝鮮戰爭的余波里，無聲無息。這對於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受到新聞和寫作的訓練，在校報擔任政治記者，把約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個作家首先要讓讀者明白”作為自己寫作的準則。我實踐著觀察的美的藝術，讓自己處於事件的邊沿，在心里把形象轉化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課外的偏好。我極為困惑的是至今我還住在內布拉斯加。那時，這個州對我來說就是虛偽和生活沈悶的象征。我相信，在習慣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後，著作出判斷就像《聖經》里耶和華的判斷一樣苛刻，但又要依據那種判斷。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個小心行事的問題，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在我開始把20世紀60年代當作一個歷史時期來寫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對著一種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顆催淚彈一樣籠罩著這一時代的悲劇和暴力，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帶來的不快。我不是說我以前曾經經歷過，畢竟，我們難免會相信我們曾置身其中的歷史有其不同凡響處。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發現了一些驚人的輪廓。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個熟悉的輪廓，很像是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那時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種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歡大選一樣歡迎這種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會發生，直到它真正地發生了我才意識到它為什麽發生，為什麽必然發生。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煩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