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里推推搡搡地走動著。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志《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這次轉向右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並不隨波逐流。他們試圖與歐文·克利斯托爾派、錫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離，對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現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社會主義都優越。例如，有一個小團體團結在《持不同政見者》（Dissent）周圍，這份刊物是歐文·豪（IrvingHOwe）和劉易斯·寇澤（Lewis Coser）於1952年創辦的。還有一個更小的團體跟隨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幟下，這是朱利葉斯·雅各布森為在知識分子中保留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聲音而作出的嘗試。從一種角度看，豪與正在從先前激進的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數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斷：不管資本主義多麽可怕，斯大林主義以及東歐都代表著一種更糟的選擇。但是，豪仍堅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剝削和極權主義的對立中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他的同齡人則在一種有組織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們的信仰。

國際共運發生了後斯大林危機，緊接著，美國共產黨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魯曉夫（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報告，之後，這一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了。當時，由於認識到政治鎮壓是法西斯主義的預演，美國共產黨實際上已轉入了地下，因此，相對地說，美國激進青年多未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產黨，但仍為其保守和謹慎的行事態度而憂慮。黨內的爭論和隨後斯大林罪行的公之於眾使我們的心情無法平靜，黨內左派明明白白的錯誤也讓我們大為震驚。我們非常渴望與某些激進勢力有聯系，但並不想加入美國共產黨，特別是因為黨的右翼已被和平主義者馬斯特（AJ．Muste）關於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組建政黨的呼籲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幾個夜晚，我乘船渡過哈得沙河，去聽取各個托洛茨基派別中左翼的意見。被稱為右派的共產黨領導人同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個新左派的前景展開了討論。他們討論了與蘇聯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保持獨立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原則下不斷堅持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在群眾鬥爭的基礎上不斷努力以圖重新活躍勞工運動的必要性，也討論了對迅速發展的和平運動進行強有力幹預的必要性。自從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敗了的競選中吸納了禁止核試驗的原則以後，和平運動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與總書記尤金·丹尼斯的中間派曾經結成聯盟阻礙過共產黨民主化改革的實現，因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中間引發了一場是否同少數有改革思想的共產主義者保持關系的爭論。同時，1959年，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工業民主聯盟認為到了該對塗於癱瘓的學生組織進行重組，使其恢覆組織活動的時候了，於是請聯盟在密歇根大學的分會負責這一任務。作為一個團結的口號，“工業民主”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這是那個時代的並發癥。學生領袖哈伯和湯姆·海登因此堅持這一組織中的學生社團的名稱應該改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他們二人與工業民主聯盟的主席麥克爾·哈靈頓所持政治觀點相同，但是堅持“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常委們都應該更保守一點。我第一次在白馬酒吧見到哈靈頓時，他正處於文學的新托洛茨基階段。他的文學批評比他的政治榮文更有名氣。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他的觀點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相信能夠在工人社會權利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勞工黨的組織。他支持其組織中廣泛存在的“第三陣營”社會主義獨立聯盟的立場，而不是親西方路線的《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一個受到以前人民陣線影響的工會分子和民主黨積極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與哈靈頓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爭論過後來導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與哈靈頓一豪的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有關問題：我的觀點是，勞動人民和工會主義者除了在民主黨內部尋求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反腐敗引發了對黨綱和黨章進行改革的運動，運動的多樣性以及50年代後期的和平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為新聯盟的產生提供了機會。新聯盟起碼要經受得住黨內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戰。當時哈靈頓持傳統的第2方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被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者接受。助年代的後期，哈靈頓的思想又改變了，但他不久便發現，新的激進派在他和豪離開的地方又振作起來。

因為紐約是一個民主的大本營，紐約的民主黨員們更為關注的是黨內的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擊敗共和黨的問題。在初選階段而不是在大選階段，意識形態和權力就受到了質疑。由一些工會活動分子（主要是服裝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師組成的自由黨早就失去了權力平衡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954年大選的災難性表現之後，美國勞工黨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積極分子現在已經加入了改革民主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的主要問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大眾自由黨，也就是說，在制定黨的政策方面，它能否發動起職業的選民來。

這些就是這架政治機器的最後歲月，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形式，也是結構更加嚴謹的政治權力。這架機器建立在機構資助的基礎上，公民就業的社會服務系統的引人，社會總體服務系統的職業化，都使這些資助機構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於此，戰後，工人階級和中下層人民以及這架機器的選民基地越來越郊區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匯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愛爾蘭酒吧里用晚餐的時候，發現酒吧提供日本飯食，卻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這是上西區的人開始向郊區移動的一個早期現象。同樣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藝術家們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納了後來民主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擁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爾德，費爾柴爾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記者；艾德·考什，一個擁有極大政治野心的律師；薩拉·斯科思考夫，一個年輕的職業政治家，我還是青年民主黨的領導人的時候，在新澤西州的伊塞克斯縣史蒂文森的競選活動中見到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