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盡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脫年代的頭幾年仍然浸染著50年代的文化氣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樂進入城市之後，搖滾樂的音樂形式便出現了，但是迪倫（Dylan）仍然彈奏著無電聲放大的吉它，而甲殼蟲樂隊在音樂舞台上還幾乎沒有蹤跡。那個時代的“高雅”文化繼續散發著現代的真誠和文學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里的報頭士們基本上還不能夠被郊區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來的力量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的音樂與眾不同的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強烈地指斥一個社會把其優秀分子變為麻木無能的人，而有著嚴重俄狄浦斯情緒的凱魯亞克（JaCkKerouac）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取代麻省的洛維爾，於是重新回到母親的身邊。霍姆斯創作了《走開！》，隨即就隱身於大學校園教書去了。與50年代後期為數眾多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一樣，他的作品只是輝耀一時的燭光，而不是能夠引發一場運動的持久的火焰，事實上，經歷了“垮掉派運動”，只有凱魯亞克、金斯堡，以及舊金山市的佛淋蓋梯還依然活躍，他們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到了50年代後期，他們的反叛精神已經退化為一切失敗了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和藝術所共有的那種玩世不恭、驚世駭俗的特征。

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評思想的重要雜志，雖然雜志的代表人物放棄了這份刊物，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經相當久了。在這些新進作家的腦海里，賈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費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開創的傳統已經模糊不清了，他們這一代人更偏愛特里林那以“真實性和真誠為精髓的美學。特里林美學的這一精髓已經脫離了獻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雜志創辦人在政治上的激進。

1962年前，我經常出入於白馬酒吧，在那兒，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飯桌旁。當時，他笑聽著布倫丹·貝汗酒醉後講的故事和知識階層的政治難民們之間熱烈的交談，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盡管50年代壩區的難民大批地離去，但我們這些人仍然留在這些城市里，有的為服裝工人聯合會工作。那時，這個工人聯合會正想通過吸收熱烈而激進的年輕人來使自己重新活躍起來。前社會黨革命派領袖、現任聯合會培訓協會會長泰勒（Gus Tyler）在那時就已經值得工人領袖們現在仍然沒有明白的道理：領導者脫離了群眾，就談不上發動群眾起來鬥爭。泰勒的試驗，也許可以稱之為約翰·劉易斯主義（JohnjL．Lewisism），在冷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敗了。激進的煽動者如塞達瑞斯、布魯姆沃爾克等人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完全不願意進行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除非領導者允許他們發動產業工人中那些正在壯大卻沒有組織起來的部分進行階級鬥爭。他們還不了解合作的精神已經在工會領導者的心里紮下了很，實際上，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來挽救工業使其免於崩潰的實際方法。

塞達瑞斯為把僵化的國際婦女工人聯合會（IL－GWU）引入一個有組織的主動出擊、進行鬥爭的運動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後的結果卻令他感到沮喪，不過，他為自己傑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個宣泄口。他與幾個同事組成了工會代表聯合會（FOUR），不走發動群眾的道路，從而使積極分子的概念長期從工會的詞語中消失。這使在工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異常震驚。塞達瑞斯認為，如果一個工會失去了階級鬥爭的理想甚至於不再有對新社會的憧憬，那麽它至少應該能夠向它的幹部支付一份還過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環境。今天，“會中之會”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厭煩了的廣大工會官員的注意力。許多國際工會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服裝工人聯合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由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會代表們組成的工會領導核心堅持自我犧牲的原則。

培訓協會被解散了，但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進青年中最具獻身精神的人加入，工會不能指望再度成為美國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許會有人認為，60年代出現的新的社會運動，因其在一種雙重意義上背離了密爾斯（C．Wrisht Mills）所說的勞工形而上學（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勞工運動視為全球社會變革的閃電律；在與資本進行鬥爭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勾畫出他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