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里面工作過。這里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眾注意有著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眾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對廣大聽眾的時候，他的言辭才會激烈起來。在約克維勒的萊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們是經由他的姐夫比爾·努周介紹認識的。比爾·努周是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一名官員，他也曾一度榮耀過，在50年代後期出任過這一命運不佳的兄弟會的主席。他實際上已成為紐約勞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該會沒有放棄工會運動，但現在他只是兄弟會在當地的一個業務代理。努周要求我為雷恩進入州議會出一份力，雖然我當時住在新澤西的紐瓦克，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現任民主黨領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為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左翼黨失勢之後跟隨著愛爾蘭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東哈萊姆地區波多黎各選民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馬克·雷恩由於為貧窮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贏得了聲譽。

雷思後來在立法界度過了短暫而有光彩的一段時間，也因此成為引人爭議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績就是揭露共和黨議會發言人卡利奧和一幫商人為掩蓋醜聞而制定的非法計劃。那個醜聞後來導致卡利奧下一次選舉失敗，而雷恩本人則一躍成為推行廉潔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運動活動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內的支持者舉行小規模的會議，以決定他是否應該尋求第十九選區改革民主黨的提名。這個選區是“U”形，開始於西區，接著在巴特雷彎過來，最後到達下東區。里奧納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這是在幾近傳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 Sapio）領導下，仍然強有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的一個產物。法布斯特恩並不比紐約議會代表團中其他議員更差。他在這架政治機器之外的政治基礎是下東區十分傳統的猶太社會。但這一曾經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於人員向郊外和向布魯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湧入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擊敗了薩皮奧本人，第一次贏得了西區大多數俱樂部的控制權。其他嚴重的挑戰在切爾西（Chelsea）地區加劇。在這一地區，新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負責的合作機構正在取代碼頭的貧民窟。為了同法布斯特思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須完成改革運動，雖然在阿爾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張改革的立法者，但他還不是這一地區的居民，該地區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請我做他的競選經紀人。我們一起進入了一個較上層的權力圈子，這個圈子里有那時還沒有著穿競選的哈靈頓，剛剛宣布參加議會競選的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還有曾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組織中做過頭頭、現在在約克維勒民主黨的俱樂部里表現活躍的沃勒斯特恩。從一開始，雷恩就被指控為是外鄉人，身邊都是一幫來自外地的政治投機者。但是，他的競選活動受挫是由於另一個也許是更致命的弱點：他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一個組織去戰鬥，這些問題對他來說，如果不是全不相幹，也是次要的。因為改革運動是一種反體制的聯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黨內的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主要是指接受資助方面。簡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種適用於專眾人士億社會極分，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最優秀的人士會得到這些工作。在這些問題上，雷恩說得很響亮，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過多地注意了那些推舉候選人的人。他以對公共問題的關注參選，雖然在一開始議會競選的時候，他不得不廣泛地使用反腐敗的主題。1962年春，我們試圖通過提出加強美國對越南的幹涉，不斷提高對貧窮的關注，以及改善本區擺展居住條件和工作狀況的重要性等問題來猛烈攻擊那些改革派。事實上，在競選的最後，所有候選人都對霍恩翩綱領作出反應，認為越南問題是令人費解的，不正常的。不過，就運動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紐約、伊里遊、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黨顯然是站在黨的自由派的立場上，但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控制的問題，而越南問題、核武器和公民權利與該宗旨並無多大關系。另一方面，雷恩認為議會是制定國家政策的地方，程序問題使他毫無耐心。

改革運動是美國政治新風格的一個早在體現，大批中層職業人士和小工商業者參加了史蒂文森的競選運動，這使民主黨成為一個群眾組織，成為一個超越領導人聯盟的勞工、黑人、職業政治家和一部分資本家的群眾組織第一次有了可能。在這里，中心問題是純潔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權利和經濟公平，雖然，毫無疑問，運動會成為解決這些傳統問題的手段。實際上，這一新的政治階層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就是其典範人物，來自南達科他的歷史教師喬治·麥克高文（George McGovern）獲得了總統提名，成為政治家。

雷恩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失敗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議會的席位。他的以經濟公正問題至上為基點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台。後來，他通過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無休止地秘密調查這種相當古怪的方式重新進入了60年代的話語中。

整個60年代，我都與伊夫林·利奧普爾德（EvelynLeopold）保持著友誼。雷恩競選的時候，他正在參加考什競選的那些主要的活動。考什是代表村獨立民主黨參加競選的，當時，伊什林與數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住在西區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編輯道格拉斯大學學報的時候遇見他們的。海登那時是《密歇根日報》的編輯，正組織大學學報的編輯們爭取公民權利。我第一次來到二十一街，是漢伯接待了我。他是當地居民，現在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負責人。他身上沾滿了油墨，哈靈頓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視為有經驗可信賴的顧問一類的人物。與他的妻子凱西（Casey）住在公寓里的海登和哈靈頓一樣是有著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中產階級的半西方人。像哈靈頓一樣，他舉例說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帶出教堂，但卻不能把教堂從孩子心中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