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文本或三種閱讀方式在我經歷肥年代的幾乎全部過程中都沒有得到解決。其一來自我出生的工業小鎮，我的母親來自勞動階級，我父親那一邊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我現在要說的是，這些階級屬性比起全鎮所有白人勞動階級的特點來並不重要；它們把這個世界和它們本身解釋為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你努力工作卻收入甚少，你感激地接受並一聲不出；你投票給共和黨，因為它們正確，根本不作任何期望；事實上你對任何事情都從無指望，尤其是不期望最終會得到什麽。這是這個緊張的世界解讀貧民區里沈默的瑞典人的方式，還解讀這迄今為止大多數對已經發生的變化從不關心的人們。這一觀點或解讀與報紙或電台無關，除非某些報道證實了它無望的真實，如勤勞、羞恥的尼克松在民主黨人和新聞界精明的家夥手中所面臨的精神苦難，或越南戰爭的失敗。這種觀點認為，事實上在這個詞的狹義中根本不需要閱讀，因為它不知道如何對任何音樂作出反應，或者它根本不作任何反應，酒吧里沒有自動唱機，去工廠工作的路上也沒有交通事故。但是它確實不時地產生自己的文本，而且那些故事和笑話只能以其本身的閱讀方式來讀。我去年夏天到工廠勞動時聽來的一則笑話，就是這一類：似乎有兩個家夥，彼得和查理，他們都已在工廠里工作十五至二十年了，每天在餐廳里吃午飯，一天他們下班後在餐廳里坐了下來，彼得打開他的飯盒，大叫一聲，“花生醬！”他說。“天天他媽的花生醬，我受夠了！”他把三明治扔到了墻上。

當彼得停止扔三明治的時候，他最好的朋友查理走了進來。“嘿，冷靜一下，老夥計”，查理說，“沒有必要那樣，如果你不想吃花生醬的話，讓你老婆給你準備點別的什麽。”

“你他媽不讓我老婆做這種事！”彼得說，“我只好自己弄他媽的午飯了！”

我在60年代學會的第二種閱讀方法，產生於同樣的恐懼和憤怒，但是在1971級阿姆赫斯特學院的一種新的語境之中。我大學一年級開始前的那個晚上，母親和妹妹正躺在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的房間里，我坐在盥洗室內來完成我的索福克勒斯劇本。幾個月後，我整夜不睡，站在一張椅子上，把《浮士德博士》全都吃到肚子里。站在椅子上閱讀，如果你睡著了就會傷到自己。或者幹脆去睡覺，明天有更多時間讀它，承認你真的是來自鄉下的蠢笨的文化猿人。“只有為了那些沒有希望的事情，我們才獲得希望”，本雅明寫道。當然，他當時不夠紅也不夠經典，還不足以列入我的指定的閱讀書目，我的動機也幾乎一樣：用四年的時間去追趕，打敗我們班任何一個有錢的雜種，搬走和鬥倒他們一直擁有的任何他媽的文化的雜碎。否則我根本就沒有權利呆在那兒。

在1967年到1971年間，沒有人比我對西方文明這門深更用心，沒有人比我對學生激進分子和他們的政治家更輕視。當阿姆赫斯特的學生激進分子在分發了一夜油印宣傳品之後，拖著他們沈重的屁股回到食堂的時候，又繼續喧鬧著討論文化革命或下周的反戰遊行了。我那時撿起他們的萬寶路煙頭，拿走他們沒吃掉的雞蛋和面包；在他們走開去研究這個夏天巴黎1968年5月風潮的余波的時候，我回到工廠忙碌起來，在他們不在和睡覺的時候，拿走他們的尼采、莎士比亞和喬伊斯。這就是為什麽1970年春天他們關閉了校園的時候，我整天纏著我的英語教授，要求他同我討論教學大綱上的最後一本書，普魯斯特的《天鵝之路》（Swann’s Wny by MarcelProust）；為什麽在60年代高潮到來的四年里，我確實寫了一本激進的政治作品，征詢過北安普頓附近工人階級鄰居們對於戰爭的看法，而這是我的富人同學中沒有人能做到的。我相信這種思想的調查就是告訴人們要思考的東西。所以，表面上，這種閱讀著起來像是可以想像的最保守的、最機械的，但它也是一種個人的不合常情的階級鬥爭被民眾完全認可的東西。這些民眾看上去不僅理解我，而且實際上也期待著我，我與他們雖然天天疏遠，但仍然是我們勝利與成功的一個的的確確的標志。

另一方面，不管第二種閱讀如何“有機地”得到了發展，它仍是階級的一種雙重束縛，這種束縛使成功注定無法實現，按我心里的城市標準行事就是發現我自己孤獨。所以必須有第三種文本，另一種閱讀，這種閱讀既不能擋住外面的世界壓抑的怒火，也不能使高尚文化變為一場不宣而戰的遊擊戰爭。還在我離家之前，我就已經邁出了史無前例的一步，買了兩張唱片，飛機樂隊的《超現實的枕頭》和甲殼蟲樂隊的《胡椒中士》，據我所知，這是本市迄今尚存的獨家唱片。我曾反覆地放，反覆地研究過。同樣，在阿姆赫斯特時我買了一本從各種各樣的地下報紙收集起來的文章選編：《來自新地下組織的注解》（Jessie Kornbluth 編輯），在家里關上門讀它，重放著某些曲子，好像它們是從我偶像般地崇拜著的道爾斯、亨德里克斯或奶油樂隊的唱片中剪下來的一樣。

當我讀到金斯堡的“無論直接還是間接，傾聽我的聲音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健康的超過14歲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應該至少試一下化學藥品LSD（麥角酸酞二乙胺，一種致幻藥物）。”我馬上嘗了一下，真是既簡單又重要的逃避手段。在所有反律法道德的人都有的譫妄癥里，在其白人廉價消費者的超現實的幻覺中，反傳統文化成為我的經典，化學的規律和預言掩蓋了我美國鄉下人憤怒的紅脖子，而又從不想換掉它。那種方式，多虧了我有閱讀連環畫和欣賞“感恩而死”的經驗，從1968年的芝加哥到1971年的阿提卡，都是青年人反對老年人的起義，植皮士反對廣場樂隊，滾石反對直接，瘋狂反對理智，生與死等等；所以當事情的發展難以應付的時候，你只須將其束之高閣，靜觀其變，直到老的家夥死掉，我們取而代之，這以後就萬事順遂了。

因此，作為三種閱讀方式互相競爭互相補充的時期，我的60年代開始得遲，結束得早，大致從1967年的9月我讀素福克勒斯的那晚起，到七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在伯克利的時候止，那是1974年，一位正被我追求的女子帶我到校泳池遊泳，於是我得以遍觀那些金色的皮膚，美麗的軀體和泳裝從水中鮮活地呈現出來，在浴巾上伸展開來，正在讀著《古拉格群島》。那泳池里一定有100位我這個年齡、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在助年代後期走出了大學，走上了鬥爭的前線。他們當中足有25人正在讀索爾仁尼琴，書的銀色封面在我的眼中閃著光；至少我知道賴希（Charfes Retch）是錯的，新時代就要來到。更多的其他神靈就會隨之而來——起碼不是來自在戰爭真正結束的時候遠赴東南亞的美國殲擊艦上。這一次航行最終把我推上了明確的激進政治的道路。但今天我必須承認激進主義作為一種選擇力量，一方面產生於它同喀皮上正在發展的關系中，產生於一切大麻帶來的恐懼與夢想之中，產生於二者之間的弧線上；另一方面，同樣永無止境的苦難和憤怒仍然沒有表現出來，無論在家里還是在世界上，惟一的自由經常是拒絕讀書。這樣一個循環，其消極和積極的兩端經常會發生反轉，是我從解讀60年代的自己中所得到的主要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