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向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沖動的產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里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里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里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系，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公有社會的運動是天真的，它們的成功，大的方面講，取決於美國長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講，取決於越戰產生的經濟膨脹。確實，“參與民主”的觀念、理想社會的觀念、反文化的觀念是過於武斷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也是過於具體的。但是，將其特征歸結為階級根源，或者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作為自我陶醉或更壞的東西而一筆勾銷，實際上就是從社會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物。

在60年代確實有兩種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從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組織傳統的選民的人。第二類是文化的激進主義分子，藝術家、作家和尤為重要的搖滾樂手及他們的聽眾。對他們來講，性愛革命是一種政治運動。辨別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即使它們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們之間也還存在著相互明顯的敵意。文化激進分子認為，國家及其機構內部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是與眾不同的自由，從政治方面講是脫離政府的自由。這一信條並不妨礙他們的政治行動，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園和其他地方進行吸煙聚會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動，這些公開的違法行為明顯表現出他們蔑視一切的態度；在下東區、舊金山的黑什伯里和其他城市搞建築藝術和文化社團；在咖啡館朗誦詩和故事；新的衣著方式，新的性標準，以及暗中傳遞毒品的音樂會等等。

像“性、毒品和搖滾樂”這樣的口號沒有能夠遍及60年代社會現實的很多階層，經濟的反傳統文化群體，村落和各類其他社區最終屈服於人際間的爭吵、外部的經濟壓力，或政府機構的挑撥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都無關緊要。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不是這一代人那種誤把人數增加當作是政治權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賦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這些越軌的行為只不過是歷史遺忘癥的表面現象。美國的過去和其他國家的過去一樣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國家的過去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樣重。區別在於美國人普遍認為，只有那些光榮的部分才構成他們的傳統，是美國人就應該克服一切困難。因此，新左派在雙重意義上是美國式的：它試圖為今天創造一個新的過去，而不是追尋真正的過去。它用一種尼采的方式宣稱他們的願望終獲實現，並有無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來。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跡，從根本上不同於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法國，“一切力量在於想像”的口號代替了所有的傳統關懷。

當時，學生和青年運動的很多老朋友都驚訝於新活躍分子的傲慢與自大。我們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界線的忽略歸於他們的缺乏經驗、傲慢和妄自尊大。當然，這些大多是準確的。海登對批評無動於衷；卡爾·惠特曼，這個真正發起紐瓦克計劃的人，其說教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樣為他們的組織無所不能這樣的幻覺所困擾。這些因素都是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其他團體，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西海岸自由之聲和反戰活躍分子，以及北方學生運動之中產生反對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為他們帶來了成績。1965年4月，華盛頓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反對越戰而舉行的宏大示威遊行。但是，該組織沒有針對這一事件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以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人士和激進分子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而像馬斯特、斯陶頓·林德（Stoaushton Lynd）、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為四月遊行和壯大的反戰隊伍進行聯絡工作。令人震驚的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仍然相信他們的未來有賴於在窮人和邊緣團體中間建立地方組織。這一觀點的主要傳播者是海登，此人後來成為有名的反戰活躍分子。

1964年，維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辦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從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帶到了紐約。雜志是由學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導下發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現在人們廣泛認為是他領導了美國歷史文學創作派，也被人稱為修正主義派。威廉斯與瓦爾特·米爾斯一起公開敦促年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躍分子同一切傳統激進主義方式決裂，特別是同把神聖的歷史權力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信條決裂。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於美國左派的命運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

50年代後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學生。他們當中有些是來自年輕的共產黨國家的難民，像維因斯坦、戴維·易金斯（Dave Eakins）、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麥克爾·雷伯維茨（Michael Leibowitz）和羅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輕歷史學家，很多人還太過年輕，不能夠勝任領導50年代業已組織起來的左派。但是，他們同情激進的政治家。總的來說，這可能是那個時期所有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有才華、有頭腦的追隨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為一個新的左派的發展提供知識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個議題在新的年代一到來的時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爾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為這一知識分子先鋒組織在《休倫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爾斯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美國新左派的信條：放棄勞工哲學；不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陷入涉及蘇聯、中國或者任何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爭論；重新發掘美國傳統，特別是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承諾以及平等和團結，反對大公司在美國生活所有方面的統治；支持國外的民主自由運動，但不支持任何具體形式的政府——這些只是簡要的指導性原則，它們成為《左派研究》的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