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產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產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系，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是不得已才為共產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產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但是，新的運動注定要拒絕以前人為榜樣，它既不選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道路來作為其創始人在麥卡錫時代投降之後從道德上進行補償的歷史替代物，也不選擇30年代夢幻破滅了的激進知識分子所走的冷戰自由主義的道路。相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是後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有組織的表達。他們的思想主要指向恢覆業已衰退了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確切地講，是建立人人參與的新制度以取代現存的官僚機構。問題是如何利用已經存在於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顛覆因素。對於新左派來講，如果不是否定的話，談及蘇聯遺產的問題就毫無意義；舊左派的各種團體對實際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特點偏執地堅持被認為是左派在美國生活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新左派非常關注種族問題、第三世界革命問題，把公民權利和獨立運動與恢覆民主聯系起來，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將有助於重建中產階級的道德。

多數新左派都對一種集體遺忘癥負有罪責，他們拒絕這樣的思想：歷史知識和生活傳統能夠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行動和體驗高於歷史和記憶。在這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廣泛傳播的信條：“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他們還認為老人們很自然地會以某種方式被記憶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為的習慣所困，是應該被埋葬的一代人。類似這樣的觀點只能給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僅僅如此，還有一種被薩特稱之為“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執的恐懼。換言之，承認行動的極限就是對失敗的追求。毫無疑問，這一謬論產生了一系列的災難。不走運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有一個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去幹涉黑人貧民區和白人底層聚居區的活動，這產生了很強的宣傳效應，但對居民們卻沒有任何的好處。1963年，海登和卡爾·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戰略性的文件《邁向窮人的多種族運動》。

在這份文件里，通過將學生和其他中產階級類型的研究和組織技能與窮人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他們為一個多種族的聯盟進行辯護。作者相信窮人這一“階級”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諸實踐，從而使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進入了紐瓦克、巴爾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學生運動也進行了沒有多少種族色彩但同樣鼓舞人心的努力，他們在黑人孩子中實行掃盲計劃，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萊姆地區的罷工。但是，文件中沒有說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過幫助黑人獲得自由才能夠有所補償。這一責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國傳統的廢奴主義概念一樣不再新鮮。

社團組織、選民登記（主要由南部黑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j組織）和教育計劃向自由黨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發起挑戰，從而為廣大參與者提供參與的便利。學生激進分子為改善居住條件、工作和收入狀況而鬥爭，反對酗酒和吸毒，矛頭直指自由民主專制的一面。

這些計劃大多在數年間便告終止了，但它們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教訓。拿紐瓦克計劃來說，在幫助實施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的時候，我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紐約抗租罷工得到發展，我出任紐瓦克的克林頓·希爾睦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直幹到1963年。這是一個以保留社區多種族特色、提高生活條件為宗旨的組織。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該委員會成功地抵制了聯邦負責的城區重建計劃，從此聲名鵲起。聯邦城區重建計劃是由多個公司和自由黨人操縱的計劃，是政府改進陳舊的老城區的關鍵步驟。雖然該委員會在這一變化迅速的城市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減緩人口遷移的進程，但是，我們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經濟的力量十分強大，難以阻擋。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決定向校外組織作出承諾的時候，在許多人當中，他們找到了我，咨詢應該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員會邀請了他們協助工作；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無意安排的結合。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組自稱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並在該城市的南華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學生組織與委員會之間很快便產生了沖突。委員會把很多有興趣以實施準則和其他方式保留鄰居關系和財產價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視為自己的成員，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則把這些對象看成既有限又無可救藥的中產階級，因而與委員會分裂，逐漸將其所稱的轄區移到希爾下區，那里的人們更貧窮，房屋更破爛不堪。在那兒，他們不僅劃定了一塊地盤，而且還分清了與委員會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他們認為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的居民經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階級的居民希望鄰居更安全，學校更好，街道更清潔，路燈更亮。而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地區生活，兒女缺吃少穿，靠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的窮人則需要政治權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因而，對於這些絕望的選民來說，更適合他們的形式是聯合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會在選區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時候，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則因為大多數來自下層的成員沒有進行投票登記而主張直接行動。這不是一個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團結最多數居民的問題（這是委員會的政策），而是一個弄清窮人與富人、人民與國家之間差異的問題。後來，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被迫為它在選區政治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辯護，圍繞著候選人和議程的具體問題，他們達成了傳統的聯盟。但是，這一組織在單一問題聯合基礎之外就社區組織的新政治進行了闡釋。一個聯合會不再包含貿易或藝術的內容，而是一個社團，一個大眾從分離達成融合的場所。

不論從宗派主義還是政治淵源來講，這一革新都是驚人的。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義傾向和個人的權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經成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的領導人。但是，真正使這一組織有意義的卻是它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的象征（如“社團”和“聯合會”），承認窮人自我表現的需要。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為後人向流行的再規模式進行挑戰提供了榜樣。在美國政治中對新左派進行闡釋的並不是他們建立的組織，而是對民主和集中對立統一的結構，對利益和社團對立統一的結構，對選舉和參與對立統一的結構。這種結構實際上為60年代後期多層次的運動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