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制），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系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著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覆制。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極有影響的小冊子《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統地理論化的“遊擊中心”理論就聲稱自己（如書名所說的那樣）既反對那種更傳統的列寧主義政黨實踐觀，又不讚成中國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奪取政權的經驗（後來這被命名為“毛主義”，而中國自己“革命內部的革命”，或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直到古巴策略的命運被決定以後，才為外邊的世界所矚目）。

德布雷的書告訴我們，這種以遊擊隊的移動性據點或革命的“休息廳”為中心的“遊擊中心”策略，還可被視為第三項，既不同於階級鬥爭的傳統模式（本質上乃“城市”無產者起來反抗當權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中國農村的農民群眾運動的經驗（而且與法農那種爭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認可的鬥爭理論也極少相似之處）。“遊擊中心”或遊擊行動，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關於”鄉村和城市：當然從地理上說，它是以鄉村為陣地，但卻不像延安那樣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區”，不論蔣介石軍隊還是日本占領軍都鞭長莫及。它實際上並非位於農耕地帶，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嶺的荒野這種第三項或無名地，既非城市又非鄉村，而是遊擊隊在其中不斷遷徙移動的全新環境。

古巴策略與其空間對應物的奇特構思對革命運動中的階級因素的理論說明方式有直接影響。既非城市也非鄉村：令人費解的是，由於同樣原因，遊擊隊本身也被理解為既非工人也非農民（更不是知識階層），而是某種全新的東西：革命前的階級社會當然對此並無任何（現成的）範疇來描述：他們是一些新的革命主體，是在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些社會材料毫不相關的遊擊鬥爭中鑄成的，現在卻基本上超越於這些階級範疇之上（正像這一古巴理論階段大張旗鼓地聲稱要超越基於階級範疇的舊革命觀念一樣，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義也好，還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及農民意識，或者是列寧的知識分子先鋒隊思想）。

德布雷的書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遊擊“中心”——其運動性使其不再局限於靜態的地理觀——本身就是那個即將到來的改造過的革命社會的一個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戰士並非僅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還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員和先鋒隊式的政黨等輔助角色。這兩種角色在這里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範疇都棄而不用。這樣一種新出現的革命“空間”觀念——處於“真實”的政治、社會和地理概念上的鄉村、城市及歷史社會階級（所構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時又作為一個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對現實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一種預示——可被稱為一種實際上的烏托邦空間，一個黑格爾所說的“倒置的世界”，一個自律性的革命領域，其中那個作為背景的現實世界被扳正並改造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盡管有各種實際用處，這一強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壯地犧牲在玻利維亞之前，就隨著1966年秘魯和委內瑞拉遊擊戰爭的失敗而耗盡了活力。很偶然的是，這次失敗將伴隨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種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癡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帶有毛澤東思想色彩的）“自身境況”，即美國的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種有效地取代“遊擊中心”論的是由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Tupamares）發起的所謂的“城市遊擊戰爭”，可見，當時舊遊擊中心烏托邦空間的崩潰，以及政治以一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實踐方式重新回到世界這點——這次是力圖強調國家政權本身的特點，而不是像傳統革命運動那樣為最終與（現政權）對抗而發展——在這里將被解釋為某種與上文描述的符號最後階段具有結構一致性。

但這里必須作些限定說明。首先，這種新型的政治活動顯然將獲得某種類似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那樣的悲劇意義和影響力；後者現在的影響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領加沙地帶及西岸地區的結果，它將成為60年代後期革命實踐的一個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征。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拼死抗爭又不斷受難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不應為世界別處那些采取同樣策略的極端分子負責。極端分子的普遍結果（不管在拉美、美國的“反諜計劃”，還是新近在德國和意大利），只能使國家政權這一（階級）壓迫機構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戰士們（主要是那些急於通過自願行動強行創造一種革命局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狀況所做的錯誤評價與國家對這類挑釁行為的主動利用之間的客觀一致性表明，我們通稱為“恐怖主義”的東面必須經過覆雜而嚴格的辯證分析。一位潔身自好的左翼戰士遠離這類策略的行為誠然明智（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們早在19世紀就確立了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義傳統），我們還應記住“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種意識形態素（ideologene），因此必須予以抵制。隨著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災難片的泛濫，大眾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者”的形象——是一個無歷史的社會對劇烈社會變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時，現代驚險小說和探險故事的內容還表明，恐怖主義身上的“恐怖主義者形象”已開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瘋狂”行為這一舊形象來作為構築情節時的一種未經檢驗而看似“自然”的動力——也標志著這一偽概念的意識形態實質。如此理解，“恐怖主義”便成為一種集體情結，是美國政治無意識的一種癥候式幻想，這本身就需要進行解碼和分析。

至於事情本身，盡管有種種實用目的，但當1973年智利政變及幾乎所有拉美國家淪為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政體時，就已宣告終結。後來這類政治運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現肯定至少要歸根於這兩國的法西斯過去，歸根於戰後歷史清算的失敗，以及6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青年人和知識分子對此的強烈道德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