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開始把20世紀60年代當作一個歷史時期來寫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對著一種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顆催淚彈一樣籠罩著這一時代的悲劇和暴力，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帶來的不快。我不是說我以前曾經經歷過，畢竟，我們難免會相信我們曾置身其中的歷史有其不同凡響處。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發現了一些驚人的輪廓。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個熟悉的輪廓，很像是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那時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種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歡大選一樣歡迎這種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會發生，直到它真正地發生了我才意識到它為什麽發生，為什麽必然發生。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煩惱著。

我以為最讓我不安的是不能相信國際的團結，使國際團結成為一個令人愉悅的概念。在中國文化革命發生過火行為之前，1968年我的法國朋友們向駐紮在巴黎索邦大學的學生們講了幾個小時（總共）的話，青年起義才成為一種互變意義上的革命。支持者和反對者一樣都同意這一點。有時，我會受這種不和諧的影響而動搖，當時我正在參加的哥倫比亞國際學生大會出發去集合紐約的工人階級，準備包圍墨西哥大使館以支持那個國家的一場罷工。我幾乎不懷疑在學生宿舍和公寓的墻上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的新國際英雄們的臉代表著各種截然不同的力量，但卻沒有我希望的那一種。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出了歷史，超越了美國文化的閾限。我的推斷正是基於這樣的理由。現在很容易看出，這些國際激進分子的臉確實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都被我們自己的信仰改變和統一過；就像20世紀助年代青年人的反叛在一定意義上講是真正國際性的一樣，或者說是一種美國的出口。因而，革命熱情的些許微光便成了被反射之後的余光了。

在我試圖用一種仔細而又保持距離的觀點通過歷史的雙焦鏡嚴肅地、不摻雜情感因素地審視過去的時候，我意識到，雖然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我的看法也需要糾正。有兩個結論看起來是肯定的。那一時期對美國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一如果你願意，不妨想像一下現在與過去的回應，特別是這些回應與“至善論”的偉大時代相聯系。在至善論的19世紀30和40年代，公有制的實驗、性別烏托邦主義、政治激進主義、女權主義、保守的福音派宗教和廢奴主義，使美國歷史進入一個直接走向內戰的軌道。這一階段迅速燃起宗教覆興之火的地區被燒過了頭，正如我們時代的政治或道德家們一個接一個地因這樣那樣的原因被燒出了政壇一樣。最重要的問題是60年代雜糅了激進政治與解放了的生活方式，是一個混合體，表面上特別，古怪，獨一無二，但結果證明它根本就不特別，也不獨一無二，因為它的前身是通過年輕的美國人的起義確立起來的，而這與維多利亞早期的情形是相似的。第二點是不管我們時代的國際關系如何，也不管我們會放棄多少文化上“城市走向農村”的觀念，我們都不能這樣做。左派可能是新的，但是美國還是原來的那個美國。

回顧過去，20世紀60年代現在最吸引我的是我和很多朋友所做的努力，我們曾極力繞開可能損害我們自己目標的其他組織。這意味著要麽否認當代音樂、毒品文化、宗教覆興、女性解放與激進政治的任務有很大關系，要麽任何稱為“青年運動”的東西最終都將脫下它輕浮的衣著和派頭這種政治的外衣。當我聽到相反的意見（我半信半疑）說新左派與美國文化、代溝政治、新宗教的唯靈論、毒品文化，以及一百種我不喜歡的其他表現相關的時候，我肺都氣炸了。

像任何研究政治的人一樣，我用政治的術語來看美國，努力避免持不同政見者的沖動陷入對平息文化差別的盲目追求之中。這是為什麽我這麽不喜歡賴希的《青春美國》（GreeningofAmerica）。不是因為它正確（它不正確，事實上他的主要前提幾乎是180度的錯誤）；而是因為他的書象征著一個政治上的巨大失敗。1969年，這本書出現的時候，新左派的政治方面已經轉向衰落和消亡。好壞不說——結果證明是壞的——重點放在了文化變革和一種新的意識上面。盡管賴希的樂觀主義是溫和的，但他正確地預見到激進的文化思想將被納入美國的文化主流，就像許多雞蛋都放進了一個筐子那樣。

以今天的觀點回顧歷史，我們一定要努力理解60年代所有持不同政見的運動和組織的特征，包括左派和右派政治上的至善論和激進主義分子的道德主義。這種奇特的美國現象在面臨奴隸制深厚的道德危機的時候曾經發生過。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面臨分離主義危機的時候它再次爆發，越南戰爭使其更加覆雜，而冷戰和核武器的威脅又起了推動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我們有逃進某種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傳統，但逃避的人仍然是少數而不是多數，這無疑會讓人十分驚訝的。

共同的因素是他們都有道德上求全求美的思想，這使成員可以在各種各樣政治文化團體之間自由變換自己的組織身份。這一點與新教徒文化傳統有著很大關系，與當時的特別事件也有著同樣程度的關系。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求善求美，是一個在美國歷史中發展起來的老傳統，它經歷了清教主義、至善主義、絕對戒酒主義、禁酒主義和一千種其他改革和計劃。當時我們沒有認識到的是，我們需要隱蔽的美國主義。要求平等的精神口號；對特權與精英主義的憎惡；我們否定舊左派（意即妥協的左派）的燃燒的激情。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比這些更傳統、更有美國特征。

我想我對這個問題的低落情緒大約出現在1963年為越南戰爭而舉行守夜期間。那是一個很冷的星期二的夜晚，我們一小組人聚集在威斯康辛大學校園，林德（Staughton Lynd）向一小群人講話，他的開場白是：“今晚，我們像以前的廢奴主義者一樣—…·”我不記得他還講了其他的什麽，但我的憤怒使我牢牢記住了這句話。當然，他是對的，雖然並不完全就他向一個受人尊敬的傳統表示敬意的本意而言。他用一種奇怪而又直接的方式提出了當時的一個重要的兩難問題，承認我們在一個文化中的存在，而這文化只能把改革與道德革命等同起來。我們假定需要一種純潔的政治，讓我們安全地置身於道德風暴之外，也遠離美國親教知識分子的妥協。但純潔性——不是政治——卻是我們抗議活動的真正標志——我們抗議得也太多了。

現在回顧60年代，我認為不論那個時期是好是壞，都應該看到文化一旦被賦予政治變革的任務，就從根本上模糊了文化的精神性。對此也有一些很積極的因素。例如馬丁·路德·金意識到並巧妙地利用了美國世俗的宗教虔誠的力量和矛盾。新左派和學生運動使越南的戰爭顯得更不明朗，葬送了一個總統的政治權力，也斷送了另一個總統精神方面的穩定。但是新左派永遠不能掌握它自己的激情和靈性，永遠也不能固守一個政治軌道。我相信，它也不會比今天的新右派更能夠經受得住道德主義的誘惑。

回顧19世紀60年代，我把它看作是一個產生巨大能量和變革的時代，一個在改變美國歷史方面不輸於任何其他事件的民權運動的時代。但我還把它視為一個深刻地反政治的時代，其前提和後果一點都不像舊左派高潮時的30年代。而且，我不得不懷疑本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仍然可能發生——如果20世紀60年代的精神力量輔之以30年代的政治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