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和艾爾那時正在為這個相對年輕而又規模很小的組織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這個會議將於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倫港舉行。湯姆負責起車組織的政治宣言。他剛從南部旅行回來，在那里的一次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中，他被當眾好揍一頓，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一個家生命投人冒險的人。作為第一任“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主席，他顯然是最知名也許還是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但他決不是唯一的一個。他使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運動體現了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參加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這樣的大學校園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聖誕節和夏季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其他時間人們通過信件、電話和兩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的校園訪問來保持聯系。由於它的一些成員也是那時很有實力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重要活動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學里的重要政治家、編輯，所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變得非常引人注目。盡管它在數量上還無足輕重，但還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就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了有成效的幹部會議。它成為不斷發展的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學生爭取參與校園決策的鬥爭的一個真正講壇。它也為學生和平運動提供了契機，有助於學生和平聯合會的成立。

當時，我可能誤解了民主改革運動，但是，我不會弄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道德至高無上的信條。這是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主旨最為清楚的表達：力圖讓生活充滿一種現世的精神和道德內容，賦予日常生活以個人意義和目的。

改革民主黨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都相信他們自己是新的歷史的主體。學生作為黑人或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他信條只不過是這一代人把自己與舊的勞工哲學區分開來，宣布自己有能力來命名那壓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種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資料，後由海登寫成的《休倫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個自由爭論的輪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強調了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後的一代，這一代不僅為自己擁有最優秀的頭腦而驕傲，而且也宣稱自己具有的主體性。

“參與民主”，為“人民”而奮鬥以“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目標明確地反映了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些太年輕而又遠離直接權力的學生無法擔當民主改革的選舉大任，但是他們痛罵那些現存的機構。這是一個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來取代原有的控制機構制度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改革只是在取消現存政治權力的範圍內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實際上已經和伊夫林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們從辦公室下班回家，我從工會回來，我們會馬上投入到關於勞工運動、公民權利、民主黨和肯尼迪政府的長時間討論中去。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的政治團體，他們承認他們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尋找同盟軍。海登試圖從瓦爾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聯合汽車工會（UAW）得到資助，於是他去了底特律與他會面。但是，盡管讓學生組織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漢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鮑伯·羅斯（Bob Ross）和其他人並沒有討好工會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相信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聯合在美國的政治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確實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屬於過去的力量，應該被廢除掉。通過妥協和尋求暫時的聯盟，他們確實在尋找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來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

在這一意義上，《休倫港宣言》在延續美國民主政府的傳統觀念、個人主義倫理、社會公正和拒絕社會主義話語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過完全忽略蘇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與舊有的左派決裂了。在白勞德伯爵（Earl Browder）於30年代提出“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這句口號之前，就有人嘗試發明本土的激進話語。這里原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或工人階級統治，但是卻有“參與民主”和米爾斯（MillS）、維伯倫（Thorstei Veblen）的傳統；拒絕表述清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

帶來這一切的並不單單是冷戰，而是一種與激進的過去、宗派的爭論、外國的亞文化和毫無結果的計劃從根本上決裂的熱情。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並非令人反感，只是它與現在的目的毫無關系。因此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促成組織的團結——海登和他的朋友們明白這一點。

這一新左派的歷史學家經常嘲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任何會議上都花一半的時間先討論會議議程、確定爭論的原則。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有時把這種奇怪的程式歸咎於他們的缺乏經驗或是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這種批評誤解了新左派的本質。用一個詞來概括，新左派的本質就是“過程”。這表明一種宗教體驗的回歸和昨天紅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們極其詳盡地制定出個人的和程序問題，以此作為一種把個人的東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種憑感情而言是憑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創造一個社會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全國性會議就是一種魔咒的放縱和泛濫。修辭的重覆，程序的爭論，道德對善、和平等的召喚都是建設社團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種心理的政治體驗。在將傳統的政治相互影響變為人們所描述的“運動行為”當中，“過程”扮演著瀉藥的角色。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黨走向分裂。

從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會議室內。這一工作實際上從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是，那時我的興趣還不足以把我帶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會議上來。我是被《休倫港宣言》的余輝卷入這些會議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杜波依斯俱樂部也向會議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他是個叫做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夥子，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人們認為沒有什麽害處。但是，當一個善意的共產黨人被允許旁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大會的消息傳到工業民主同盟那里的時候，頓時一派嘩然。會議（已經成了新左派傳統的一部分了）期間，哈靈頓和其他委員嚴厲痛斥學生民主社會黨領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於30年代和40年代曾經有過親眼目睹共產黨統治美國左派那種痛苦的經歷，作為忠實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產黨不只在各種問題上犯有錯誤，而且它在會議上的出現也不利於民主左派的重建。這不是一個政治差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和專制能否共存的問題。

如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袖們幹脆同意禁止共產黨人參加以後的會議，這一事件就會平息下來，因為從來就沒有任何決議允許他們參加進來。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卻選擇了把整個事件當成新老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正面沖突之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尋找其他可能的渠道與勞工黨和自由黨進行接觸。前工會組織者、當時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雷·布朗（Ray Brown）、我、還有其他幾個人被邀請在全體大會上發言，主持研討會，隨時準備作他們的顧問。那時，我29歲，雷·布朗比我大一點。大部分學生已經進入研究生院或為自由組織和和平組織全職工作，年齡相差不過五到八歲，但卻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都相信一個新的運動正在誕生，如果不擺脫過去的束縛，它就不會成功。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一樣，我相信共產黨有些令人生厭，而且也相信反共產主義是50年代災難的根源，勞工和進步運動由於在對待像蘇聯這樣的問題上存在的偏見已經嚴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賴特·密爾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維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樣，相信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運動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義的主張之後才能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