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系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只是決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制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產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在最後一句中，曼德爾提到了他在別處稱之為上層建築的機械化這一點，也即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滲透文化本身；媒體就是此文化工業的一部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他的描述：從總體上說（尤其是6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構成的是這樣一個進程：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的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跡——現在最終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資本主義因此可被描述為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跡，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於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球範圍的體制重構。

有了這樣一種敘述，我們關於60年代的“統一場理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發現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經濟、意識及文化領域，都是單一進程在起作用，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解放”和“控制”極覆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辯證”進程。我們現在可以最後完整地描繪一下這一階段的特征了。

最簡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無疑仍是大家的一種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時間里幾乎沒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個階段是一個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釋放的時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形象對（理解）這一進程是最有啟發意義的：“我們的民族像一個原子，……當這原子的核被擊碎時，（積聚的）熱能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這一形象喚起了一種真正的平民民主從舊的封建鄉村結構的廢墟上，從這些結構特征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體中崛起。但裂變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釋放，“物質性能指”的解放會是一幅確實可怕的景象；而現在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也曾在他自己發動的這一進程的終極後果前退縮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時刻，正當“上海公社”建立時，他便下令中止摧毀黨委機構這類行動，從而有效地逆轉了這場集體試驗的總方向（現在看後果更加明顯），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社會秩序的強有力恢覆和各類政權機構壓迫性力量的覆興。

但現在所要面對、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會）力量，舊的方法對它記不再起必然作用。我們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同時帶來社會能量的巨大解放，帶來未經理論化的新力量大量釋放的階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數族裔”構成的種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有地區主義、學生、婦女運動中一批新的具有“剩余價值意識”的鬥士，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力量。這些新被釋放出的力量似乎不應屬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經濟結構這一古典制約因素。但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對於整個60年代來說，它僅是瞬間的客觀現實和（從80年代的高度來看）歷史幻象——也許最好從資本主義制度由一種基礎結構向另一種的轉換所促成的上層建築運動和遊戲這方面來解釋。60年代在這種意義上便是在以一種通貨膨脹的規模發行著上層建築的信用票據，是對黃金這一指涉標準的普遍放棄，是對不斷貶值的能指的大量印制。隨著60年代的結束，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所有那些舊的基礎結構帳單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征將是努力通過階級鬥爭的延伸形式來使那些曾賦予60年代以無窮活力的解放力量成為無產者，換言之，（新型階級鬥爭）將延伸至世界的邊遠角落及各地方結構的最細微形態（譬如各個高等院校）。這里的統一性力量就是今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這一新使命，人們甚至期望它會把那些抗拒這一進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體化。最終這也是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以及對其階級分析形式與60年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政會現實不相適應這一事實的解決辦法：如果“傳統”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新的歷史主體僅增的階段不再“正確”，那麽當由剝削、榨取剩余價值、強迫變成無產者以及階級鬥爭抵抗形式構成的這些黯淡現實，全都在一個新擴展的世界規模上慢慢重獲自己的存在時——目前它們似乎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傳統”馬克思主義一定會重新成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