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由費城去靜湖時，汽車整整走了一天，越走越靜，有時是綠野平疇，有時是山巒起伏，還有時看到一抹水光。我那時想，這樣美的山水不知藏著些甚麽人物。

三個月後，我由靜湖回費城，路上的景色，又溫習了一次，除了樹叢中偶然點綴三五紅葉外，風景無殊於三個月以前；不同的是，我又知道些山麓水濱的故事，在一幅幅山水畫上，又描上了人物。

靜湖本身，是個相當小的湖，人工的點綴也最少，在湖邊的一個山坳里住著一位棉產大王。他的宅第無公路可通，只有船才能通入，客人去訪，要坐船，他出來玩，也要坐船。這位與人世隔絕，與市聲隔絕的寇溫，卻是震動世界棉產品的巨賈。他認為只有這樣靜的地方，才能擘畫他的事業，才能獨創他的思想。…

裘．赫胥黎到美國來開會，商量的主要題目是人類的前途。兩個月前，我看到的這樣一個消息，以後即沒有下文了。並不是人類沒有了前途，而是討論半天，終屬詞費。

赫氏這一家，是時代的幾個極峰，由他們這一家中祖孫三代的氣味不同，也可以感覺到人類脈搏跳動的緩急。

老赫胥黎是十九世紀的人物。十九世紀末葉，究竟樂觀到甚麽程度，我們不難拿老赫胥黎當作代表。我願意重述這個達爾文主義者所講的故事：

“古時候，有一個老人，臨死時，把兒子叫到床前：向他們說：‘後花園中埋有金子，你們去掘吧。’老人死後，兒子拼命的在園中挖掘，並沒有金子，而這樣一掘，土地大松，翌年的葡萄卻大熟了。”…

每天早晨我在湖邊整頓小艇，常有位银發的老教授蹣跚的走來。

“早安，”他老遠的打招呼。

“今天還出去劃船嗎？”我問。

“當然，天氣真好啊，我太喜歡釣魚，可惜這湖中的魚不大。”

“反正你是為釣，並非為魚。”

“對極了，對極了。我是為釣，不是為魚。”他一邊說著，一邊登上小船，帶著他的釣具與幾本書，馬達照例不開，雙槳輕輕劃破水面，悠然遠去。…

我總忘不了“高速計算機”的一課。

那是我剛到美國初進賓夕法尼亞大學，因為這個學校以計算機出名，我好奇的選了這麼一課。在第一點鐘上課時，教授遲到了幾分鐘，提著一個大皮包進來，慢吞吞的說道：

“計算機是二次大戰時發展起來的電子學應用。這門學問因應用極廣，所以發展極快，十年之中，它已成為電機工程中重要的一支，也是應用數學中很重要的一部，也是符號邏輯中很重要的一部。

“說穿了，也簡單。計算機分兩種：一種是比類計算機，一種是數字計算機。比類計算機的觀念早就有，最簡單是算尺；數字計算機的觀念卻是新的。…

每到星期日早晨，整個美國改換了樣子。喧嘩市街，安靜的不見一人，人呢，都到教堂去了。美國人如果聽到鐘聲而不去教堂，他們會不安，好像做了虧心事。

到教堂做甚麼去呢？聽罵。牧師或神父們在罵下面的這一群人，不是罵自私，就是罵驕傲，使臺下的人擡不起頭來，有的甚至哭泣。早晨走進教堂時，好像自己是個汙穢不堪的人，出來的時候，覺得已清滌了自己。每隔七天，有這麼一次。

我曾問一個美國同學：“你們為甚麼這樣篤信宗教？”

他答說：“我倒要反問你為甚麼不信了。”…

到此做工已半月，不像是做工，像是恢復了以前當兵的生活。如果我們中國還可以找出這樣緊張的工作，那只有在軍隊里了。同事的有從韓國剛當過兵回來的，有遠從加州大學來的學生。我問他們，美國做工全這樣緊張嗎？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這里可能是最輕閑的。”

如不置身其中，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說明白。在日光下整整推上八小時的草；或在小雨中漆上八小時的墻，下工之後，只覺得這個人已癱下來，比行軍八小時還要累得多。

今天下工後，已近黃昏，我坐在湖邊對著遠天遐想。這個環境美得像幅畫。當初造物的大匠畫這個“靜湖”時，用的全是藍色。第一筆用淡藍畫出湖水；第二筆加了一些顏色用深藍畫出山峰；第三筆又減去一些顏色，用淺藍畫出天空來。三筆的靜靜畫幅中，斜躺著一個下工後疲倦不堪的動物。我想整個美國的山水人物畫，都可以此為代表。…

朋友來信說，愛因斯坦死了，你應該寫一段紀念他的文章，不是你還譯過一本宇宙與愛因斯坦嗎？是的。富蘭克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愛因斯坦與他的時代，這本書幾乎把愛氏的思想的路線，和盤托出。以一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寫另一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是再適切沒有的了。在此，我只寫：到了晚年，愛因斯坦的苦悶在那里。

心理學家曾經作過一個狗的實驗：放上一塊肉，又通上些電，狗一吃肉，即遭電一擊，久之，狗既不吃，也不走，在那里汪汪的叫。這是狗的苦悶。狗想吃肉，所以不走，又怕電擊，所以不吃，唯一的出路是在那里叫。當人遇到這種無所適從的環境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感覺──苦悶。

愛因斯坦，到了晚年是有其苦悶的。…

如姊來信說：“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留學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裝，到了美國不嫌寒傖嗎？”其實這唯一的一套西裝，還不是完整的，曾經耗子咬過好幾個洞，又織補上了。我自己也耽心自己，像個乞丐似的，到這萬紫千紅的大觀園來。可是，既到學校之後，我的觀感完全變了。我回信給如姊說：“這套西裝確實穿不出去，並非因為它太壞，而是因為它太好。”

美國同學差不多全是卡嘰布褲，尼龍襯衫，一襲夾克，很不容易見到穿西裝的，如果你穿了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同學見了面道好以後，他一定問：“今天有甚麼約會嗎？”

不僅是穿衣如此，論用的，很難見到有人用“派克”，差不多每人全是一支破原子筆，或鉛筆；論吃的，中午多是拿著兩塊三明治就涼水吃；他們舍不得花錢洗衣服，小件自己洗，大件寄回家去。據我仔細的觀察，許多地方他們比中國學生還要儉省。…

顧先生一家約我去費城郊區一個小的大學里看花。汽車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到了校園，校園美得像首詩，也像幅畫。依山起伏，古樹成蔭，綠藤爬滿了一幢一幢的小樓，綠草爬滿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鳥語，沒有聲音。像一個夢，一個安靜的夢。

花圃有兩片，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樹叢里，還有閃爍著如星光的丁香，這些花全是從中國來的吧。

由於這些花，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園里的花花朵朵，與這些簡直沒有兩樣；然而，我怎樣也不能把童年時的情感再回憶起來，不知為甚麼，我總覺得這些花不該出現在這里。它們的背景應該是來今雨軒，應該是諧趣園，應該是宮殿階臺，或亭閣柵欄。因為背景變了，花的顏色也褪了，人的感情也落了。淚，不知為甚麼流下來。…

“知識是一個……”“我們必須把既不透氣，又不漏水，分別隔離我們眾人頭腦的厚壁穿開！”狄勒是我們學校的歷史教授，今天他在做一個學社所主辦的“綜覽西方文化”連串演講的第一講。他這個講演的題目是“歷史哲學”，我下午有課，沒有等課講完，即跑到學生廳來聽狄勒的講演。我進門時，他已開始了。當我聽了他這兩句話時，即感覺氣味很芬芳，顏色很清新，我知道，這個人在這個困惑的時代里，正在運用他的思想，去解釋謎團。

他繼續說：“所謂專家，是對越小越小的事，知道的越多越多；而一個通人是貫串整個的歷史，有一個理念。……”

“我所謂的歷史哲學，就是一種努力，努力去發現下列事實：人類在地球上做些甚麼？他為甚麼在此？他又到甚麼地方去？……”…

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是個老大學。它的校園中，包括八十多幢大樓。蓋的年代，差不多都是與史俱來的。一切地方都看得出來是在學歐洲，即以宿舍而論，那種樣式也是學英國學院式的不論里面多不舒服，窗戶多不合適，從外面看來，總是有一番氣派。廣闊的院落，崢嶸的樓頂，石板的甬路，古色古香。

這八十多幢大樓中有一幢是特別的，即是今年才修成的富蘭克林中心。富蘭克林中心的對面是摩爾電機學院；旁邊是富蘭克林運動場。富蘭克中心所包括的部門是數學、物理與天文，樓的樣式是新的，內部的設備也是新的。…

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他在最後警告我：“我最後還要提醒你一件事，就是作文不要把自己的悲觀氣氛傳染給人，蓋這是一種不道德。譬如我，就有一個不想活著的念頭，我也不讓別人知道。”這一段話我想任何一個人讀了，都會感動，我反覆的看了兩三遍，不能不有幾句話答覆這位朋友。…

下課以後，回到住舍，還未放下書，打開今天的報紙看，第一版登著：兄妹二人，一個十四歲，一個十歲，為愛看之電視電臺不同，爭論不下，哥哥拿來一把面包刀，從妹妹後心穿進去，穿透前心，十歲孩子就這樣死去了。母親此時正在一個中學教畫呢。

我讀了這條新聞，把手中的報紙連帶抱著的電磁波書一並丟到屋角去。凝神窗外，木然頹然。

電視是代表科學的高度技術；是成千成萬科學家的心血，是十幾年的研究，千呼萬喚始誕生的。有人說，二次大戰是原子彈贏得的戰爭，是雷達打的硬仗，這話是不錯的，雷達與電視是代表新時代的另一個極峰，不讓原子能為之獨秀。所以有人說，這個時代是原子能──電子學時代。…

臨行前夕，有一個朋友與我話別，他說：“你去後，我有一種心情，即是好像出家的樣子，我鄙夷這個時代，我鄙夷我們人類。唯一能一談的是你，而你要走了。我待在這里沒有甚麼話好說，我將沈默的望望天，沈默的看看水，沈默的翻開經卷，沈默的喝杯苦茶……人生，究竟是干些甚麼，我感覺困惑，可以趁這個空閑多想一想。等你失望著歸來，我們再談。”

幾乎沒有人不熱中留學的風氣下，這位朋友的話如古廟罄聲，讓人深思，讓人警醒。可是話中三昧是還不容易滲透的，等到到了萬頭鑽動的十里洋場，看見了車水馬龍，看見了高樓巨廈，自己在五層樓上的一個鴿籠里，壁上只有輪船上才有的那麼小的窗戶，通過窗子如果能望見一朵白雲那是太幸運了，這時，我忽然悟出拈花之微旨，原來出家的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自己。…

飛過萬家燈火的東京，飛過萬頃碧波的太平洋，飛過萬里雪山的阿拉斯加，飛到萬頭鑽動的紐約。一路上不疲憊，但也並不舒適，三天後的早晨，我坐在胡適之先生家談天了。

胡先生說昨晚即打電話與飛機場連絡，知道我坐的這一班次在阿拉斯加發生故障，遲延了兩小時。隨後，他為我弄一壺茶，一個大橘子，要我解一解旅途的勞頓。

胡先生住的地方很安靜，並不太寬敞，是一所大樓的第五層。設備當然還不壞。不過，書籍的零亂與堆積與北平的東廠胡同差不多。胡先生在案頭拿起兩大本剪報，微笑著遞給我，那兩本剪報是清算胡適思想“遺毒”與紅樓夢事件。香港友人寄給他的。

“這是共產黨替我作的廣告……”…

我到松山機場時，有個朋友早在那里等著，他開頭即向我說：“我送過不少朋友去美國，差不多全是高高興興的，你為甚麼這樣愁眉苦臉？”我苦笑了一下，答覆他說：“並沒有人逼我去，我何必發愁。我沒有甚麼不高興，但也沒有甚麼高興，心中有點陰影確是真的。十年以前，我從北平至大後方抗戰，走的那天，天氣與今天一樣，那時候才十九歲，也曾拿起筆來強寫哀愁。我曾說，送行的人是道旁的石碑與清晨含淚的草。今天，十年這樣快就過去了，送行的人這樣多，而我才真正感覺到十年前所寫的句子的意義。我去的是美國，不是祖國，這是與十年前的遠行完全不同的。”…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除非是不知不覺不聞不問的幸福人，在這個複雜得可怕而又空虛得可憐的時代，有這種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筆來寫旅美小簡，似乎就落在憂郁的影子里。即使是笑聲也是寂寞的，即使是笑容也是蒼白的。所以有個朋友批評我，一篇一篇讀你的小簡時，似乎天地越來越陰沈，就是偶爾有一線陽光，而瞬息過後，卻帶來更重的陰霾。

我自己看一遍這些小簡，也覺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甚麼地方。我是一個不大會說謊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筆直書。我既感不出將悲觀氣氛傳染給人是否道德，也不計較將憂郁氣氛侵蝕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為快而已。…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而寫。編入“中大的一天”一書

早晨正七時醒來，可是天黑得還像五時左右。看了兩個鐘，確是七時。這樣黑，這個山大概已埋在烏雲裏。窗外落著雨，哪裏是雨，哪裏是雲，很難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頂，迎接新生的太陽；只有在屋裏徘徊，等著即來的大風雨了。

想起今天沒有什麽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只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而寫。編入“中大的一天”一書

早晨正七時醒來，可是天黑得還像五時左右。看了兩個鐘，確是七時。這樣黑，這個山大概已埋在烏雲裏。窗外落著雨，哪裏是雨，哪裏是雲，很難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頂，迎接新生的太陽；只有在屋裏徘徊，等著即來的大風雨了。

想起今天沒有什麽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只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悼雷寶華先生

有十幾年前了罷，舊歷年我從美國回臺灣，一堆新認識的小朋友在我家起哄讓我寫對聯。雷寶華先生忽然來了，他也參加起哄。我說對聯易寫，詞卻不容易想出來。他說，你寫我杜撰的這副：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

境由心造，事在人為”

大家聽了，卻不由得一怔。“和”與“婉”兩個字怎改得這樣好，先之以驚疑，繼之以震憾。其中有一位中學生，慢慢的說，“雷伯伯，不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