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是個老大學。它的校園中，包括八十多幢大樓。蓋的年代，差不多都是與史俱來的。一切地方都看得出來是在學歐洲，即以宿舍而論，那種樣式也是學英國學院式的不論里面多不舒服，窗戶多不合適，從外面看來，總是有一番氣派。廣闊的院落，崢嶸的樓頂，石板的甬路，古色古香。

這八十多幢大樓中有一幢是特別的，即是今年才修成的富蘭克林中心。富蘭克林中心的對面是摩爾電機學院；旁邊是富蘭克林運動場。富蘭克中心所包括的部門是數學、物理與天文，樓的樣式是新的，內部的設備也是新的。

我經常在摩爾學院（编註：上圖）上課，但除了查書在摩爾圖書館稍作勾留外，不大愛在摩爾學院待著，因為那里一切全老，溫度調節也不是自然的，所以我一有工夫即到對面的富蘭克林中心來。

這個樓建築的制度，好像是在學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圖書室的周圍是一個一個的小房間，小房間里甚麼全沒有，只有兩把椅子，與一個黑板，把這個小房間的小門關上，這屋里即是自己的天下，可以上天入地的思想。

歐本海默為主任的那個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被命名為“智者的旅店”，是讓智者休息，乘涼，聊天的地方。有經常在那里的，如愛因斯坦；也有臨時邀請去的，如湯恩比。研究所方面並不計較這些“旅客”的工作，只是供給他們安適的環境，與閑暇的時間，讓他們去思想；去作靈魂深處的探險工作。

這個制度興起來沒有多少年，但是這種作風卻已傳染了整個美國，富蘭克林中心即是一個例子，通用電氣公司的研究室又是一個例子。這個制度的唯一目的，即是希望在這種環境下，讓學者們迸放出智慧的火花，以映照這個時代。

美國有一個極迫切的需要，是他們朝野有先見的人士所大聲疾呼的，即是缺乏領袖人才，也就是缺乏智慧的花朵。到今天為止，科學界中最有貢獻的人，不是由歐洲學校給訓練出來的；就是歐洲流亡來的。有一幅漫里諷刺這種情況：一個猶太人在實驗室內工作，一個美國人在市街上去推銷。

他們的國家的各階層領袖，都憂心這幅畫圖，他們仔細考慮這個問題，怎樣才能產生領袖人才，怎樣才能培起智慧花朵，因為領袖好像不是由正規教育所能教育的出來，而智慧也不是知識堆積起來的結果。

於是他們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比如，盡量保持學術的獨立與自由，盡量供給學者閑暇與安靜，盡量提倡古典的訓練與人文的教育，最近還有福特公司捐出大筆的錢，用以提高教授們的待遇。一切都在努力中，而希望卻仍在渺茫中。

不僅在國際舞臺上，美國的政治所表現的是跟著邱吉爾蹣跚老步前行；就是在學術界里，美國學者們也都是跟著由牛津來的，由維也納來的學者們奔走。美國的先知們在焦灼於文化的生根工作。

假如說，一個病院里有許多護士，把病人的病情記錄的非常詳細，把病人的衣食照顧的非常周到，但是沒有具綜合眼光的大夫為這個病人下診斷，那麼這個病院是醫不好病人的。放大來看，杜勒斯的席不暇暖，艾森豪的苦慮焦思，對於猖獗的洪水猛獸，並沒有有效的抑止力量。培養綜合眼光與綜合能力不是件簡單的事。撒下多少種子可能長不出一株嫩苗來。大家在為此焦灼，在為此摸索。

我坐在富蘭克林中心，凝望著愛因斯坦的塑像，愛氏所以成為愛氏，不僅是因為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而且也是哲學家。再看一看馬克士威爾的掛像，馬氏所以成為馬氏，不僅因他是電學家，也因為他是詩人。就以富蘭克林本人而論，在電學上有那樣的成就，而他是政治家、教育家。

分工愈細，便愈更迫切需要具有綜合眼光的領袖人才，這個年輕的民族，在墾地、培土、播種、灌溉，在期望天才與智慧的蓓蕾，以喚起整個春天的千紅萬紫。

我不禁想起，我們這悲哀的一代，我們這淒涼的祖國。不知道誰的主意，覺得培養領袖人才為最不切要。學校所獎勵的是最聽“恩師”話的奴才學生；社會所獎勵的是最會給上司送禮的屬員。上上下下全是唯唯否否，看一人的顏色，試一人的脾胃。世界上那有富強康樂的國家是由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我把功課推到一旁，伏案哭了。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