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松山機場時，有個朋友早在那里等著，他開頭即向我說：“我送過不少朋友去美國，差不多全是高高興興的，你為甚麼這樣愁眉苦臉？”我苦笑了一下，答覆他說：“並沒有人逼我去，我何必發愁。我沒有甚麼不高興，但也沒有甚麼高興，心中有點陰影確是真的。十年以前，我從北平至大後方抗戰，走的那天，天氣與今天一樣，那時候才十九歲，也曾拿起筆來強寫哀愁。我曾說，送行的人是道旁的石碑與清晨含淚的草。今天，十年這樣快就過去了，送行的人這樣多，而我才真正感覺到十年前所寫的句子的意義。我去的是美國，不是祖國，這是與十年前的遠行完全不同的。”

話還沒有講完，該登機了。我很像個木頭人，甚麼都感覺不出。如姊隔著木柵握手時，塞給我一把錢；傅老師托人送給我一把錢；梁先生塞給我一把我從來還沒有見過的大票。不知他們是為賺我的眼淚，還是可憐我太窮。我頭也不回，即登上飛機了。在機上忽然想起兩句詩，“鶴以青松為世界；鷗將白水作家鄉。”我既然記得這兩句詩，當然是欣賞這種境界，那麼，又為甚麼到高樓巨廈里去找白水青松呢。

飛機很快沖入雲里，我的思想也很快沖入雲里，一切事都應該有個為甚麼，我究竟為甚麼來美國。

還小時在天井納涼，聽祖母講牛郎織女故事時，就聽說有留學這個名詞，那時的觀念，所謂留學生大概就是狀元的變名。當然“十年寒窗苦”，應該以“題名天下知”為目標的。祖母如果要問一下，你以後干甚麼呢？我一定立時可以答出，留學。

年紀長了，留學的意義在我腦筋中起了變化。我讀過歷史，知道有所謂庚款，那是我國老百姓每人要負擔白銀一兩，賠給侵侮我們的外國的。美國不要這筆錢，立了獎學金，才有清華學校。清華學校的學生，一批一批的到美國來，他們手里所把握的錢，表面是庚款，實在可以換做“血淚”兩個字。這些批清華學生，對國家貢獻是有的，但不多；當買辦的居不少，當洋奴的居不少，還有當不足以言語形容的人物的，而最可怕的一點，是他們忘了他們留學的公費是怎麼來的了。

我這種情感越來越重，所以大學畢業以後，對留學看得很淡。也許有人說：“這葡萄是酸的，我根本不想吃。”

那麼，就在國內多念書，多作事吧。這個想法往好處說，可以說天真；往壞處說，可以說幼稚。在國內是念不成書，作不成事的。大學的課程表，還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標準上，把外國學校的說明書與我們的大學的課程一比即可看出。而大學，在國內還是最進步的。其余的學術文化機關，據我所知，比大學還不如。在新書沒有，新教授沒有的情況下，想深山著述，閉門讀書，生在今天那有這回事。

作事呢，近乎可笑了。我是在編譯機關作事，那種印書的效率簡直慢得可怕。我舉一個例，四年前在雜誌廣告上看到一本講“氫原子彈”的擬想的新書，那時候還沒有氫原子彈，我立時訂購來，馬上譯了出來，到處找出版的地方，找不到，二年後才碰上一個機關肯印，這一印，又是快半年尚無消息，而氫原子彈早已問世，我這本書仍渺然。這本書出版後，只有易名為明日黃花錄矣。

環境無助，許多努力都變為徒然。慢慢會感覺自己在無措，在落伍。我向來不怪環境的，最後還是向環境拜服。我每拿起人家一本雜誌，或一本新書，手無一次不顫栗，十幾歲的小孩可以有發明，二十幾歲的年輕小夥子可以做臺柱教授。而我們自己呢，在鬧簡薦委，在給官兒送月餅，孩子們在當太保太妹。我還是應該留學的，不看看人家，永遠不明白自己。文天祥有句話我讀後不能忘的：“父母之病，縱不可醫，亦無不用藥之理。”我們這個國家，但願他還未到不可醫的程度，我們要尋求救國的方法。

頭感覺暈，思想也感覺暈，向窗外看看，是一片雲海，一個圓圓的月亮，那些羽化登仙的句子，我都不感覺美，禦風而行的境界，我也不太體驗的出來，飛離祖國越遠，思潮越起伏，月光越暗淡，我模糊中還看到一群朋友微笑的影子與祝福的淚光。人家都說，月亮也是外國的好，我不知為甚麼想起老杜被人遺忘的句子：“月是故鄉明。”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九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