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課以後，回到住舍，還未放下書，打開今天的報紙看，第一版登著：兄妹二人，一個十四歲，一個十歲，為愛看之電視電臺不同，爭論不下，哥哥拿來一把面包刀，從妹妹後心穿進去，穿透前心，十歲孩子就這樣死去了。母親此時正在一個中學教畫呢。

我讀了這條新聞，把手中的報紙連帶抱著的電磁波書一並丟到屋角去。凝神窗外，木然頹然。

電視是代表科學的高度技術；是成千成萬科學家的心血，是十幾年的研究，千呼萬喚始誕生的。有人說，二次大戰是原子彈贏得的戰爭，是雷達打的硬仗，這話是不錯的，雷達與電視是代表新時代的另一個極峰，不讓原子能為之獨秀。所以有人說，這個時代是原子能──電子學時代。

我如夢一樣的到此地來，來學習人家這類高度技術。同班同學，有從德國來的數學博士，有從英國來的專家學者，有從本地各種工廠來的工程師，大家在一起聽電子學的大師們講析十年來最新電子學之進展。我從來不知“如坐春風里”是甚麼滋味，而今，我懂得了，語言雖如此隔膜，然而令人領悟到人類智慧所創造的成績，無法不令人驚奇與嘆服。

這些功課的內容是如此，它所帶來的影響是甚麼呢。從任何一個角落里，都會看到它的影子的。我剛來的那幾天，報紙上每天登載的是原子彈的放射毒物，擴展面積達紐澤西州那麼大；以後就是常聽到附近中學小學在作原子空襲的防空演習；走到朋友家里，十歲以下的小孩，全帶著眼鏡，為甚麼，看電視看來的。孩子們瘋狂的嗜好電視，很像北平學生的愛聽相聲，到了不肯吃飯的程度。里面的內容是由幾家大賈包辦的，內容一言以蔽之，是北平的相聲，或上海的滑稽。今天的新聞，這個小孩竟把他們所看到的電視假戲，真刀真槍的演出了。

如果所學的東西之極終目標，即是這些，我想每一個學生都會感覺高度的困惑。“童子操刀”並不僅是今天的頭條新聞，而正是代表整個人類在目前所扮演的大戲。在這個大戲中，世界上每一角落的人都是觀眾，同時也都是演員。

自然科學進步到這種程度，除了政客的演說與商人的廣告可以跟蹤外，是任何學問所無法匹配的。科學處處引來問題，其他學問跟不上，無法適應。所以也就發生了“童子操刀”的悲劇。

這種大脫節是一種無助的情況。有遠見的哲學家們，在深思；有遠見的教育家們，在探索；有遠見的宗教家們，在呼號。

八年以前，清華大學一位哲學家金先生勸我說：“哲學成宗教始有力，既成宗教，不復為學矣。”他是治西洋哲學最有成就者，向我說這種話的意思即是“你不必著急，治學問要冷靜而客觀的。”“治學問只管學問本身，不管移風易俗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但無法同情他的說法，現在金先生也許不持此調了。我只知在哈佛的維也納派大師富蘭克，出席宗教、教育、哲學家們對社會問題的聯席會議。金先生與富蘭克是絕對一條路上的人。為甚麼這位哲學家也管起移風易俗的問題來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童子操刀”這個問題太嚴重。嚴重的程度向小處說，是使一個無辜兒童瞬間喪命；往大處說，是使整個人類立時滅亡。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那果，最近給科學的哲學下了個定義，除了科學定律性質的分析，還要涉及到科學產生之社會條件之研究；除了社會條件之研究，還要涉及科學對社會影響之檢討。這是哲學家們開了門，把科學所帶來的萬千不能解決的問題，認為是自己的責任去尋求解決的途徑，安靜的哲學家們再也安靜不下去了。

教育家們也在那里努力，從前年哥倫比亞大學展出的“人類求知之自由”，到今天在紐約博物館展出的“人類之家”，都是向這方面作無可奈何的補救。

在這許多努力中，絕對沒有一個人是朝厭惡科學廢棄科學的路上走的。並不是世界上沒有這樣大膽的人，而是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切面包確實需要刀，只能設法教育童子，卻不能將此刀拋掉。

然而，畢竟這是一種無助的情況──科學像秋風一樣，漫天蓋地而來，人類像殘葉似的在秋風中戰栗。我繞了半個地球，到此地來，學習的不是安心立命的哲學；不是山光水色的詩歌；不是治國安邦的經要；而是乍看起來，可以戡天縮地，解除人類痛苦，細看起來，是使人類臨風戰栗，不知所從的科學。這樣的學習心情，個中滋味是很難道出的。

從前有個禪宗弟子去請教一位禪宗法師，說：“師傅，我心不安，怎麼辦？”

師傅說：“你拿心來，我為你安。”

弟子說：“找不到心。”

師傅說：“我已替你安完了。”

找不到心，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哀，也是每個人的大苦痛；我不滿足於這些學殖萬卷的“經師”，還要去尋求立命安心的“人師”，為輕舟激水的人生找一住腳；為西風落葉的時代找一歸宿。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四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