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姊來信說：“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留學的，箱子里只有一套西裝，到了美國不嫌寒傖嗎？”其實這唯一的一套西裝，還不是完整的，曾經耗子咬過好幾個洞，又織補上了。我自己也耽心自己，像個乞丐似的，到這萬紫千紅的大觀園來。可是，既到學校之後，我的觀感完全變了。我回信給如姊說：“這套西裝確實穿不出去，並非因為它太壞，而是因為它太好。”

美國同學差不多全是卡嘰布褲，尼龍襯衫，一襲夾克，很不容易見到穿西裝的，如果你穿了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同學見了面道好以後，他一定問：“今天有甚麼約會嗎？”

不僅是穿衣如此，論用的，很難見到有人用“派克”，差不多每人全是一支破原子筆，或鉛筆；論吃的，中午多是拿著兩塊三明治就涼水吃；他們舍不得花錢洗衣服，小件自己洗，大件寄回家去。據我仔細的觀察，許多地方他們比中國學生還要儉省。

在支出的方面是如此，收入的方面就是另一個樣子了，送報是自兒童起，即變成神聖的事業。到了大學，坐在圖書館做業余工作的，在實驗室做業余工作的，當飯廳侍者的，當街頭推銷員的，開汽車送貨的，比比皆是，他們要以自己的力量去養活自己。

如果說，美國人是勤儉起家，再恰當無比。他們為甚麼這樣苦干呢？他們有他們的哲學，即是要求成功。女人願嫁有侵略性的成功丈夫，社會鼓勵有侵略性的起家好漢。

我們要進一步問，甚麼是成功？用一個哲人給成功所下的定義：成功即是把某件事情做得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不一樣，有的事情容易告一段落；有的事情不容易告一段落。把牛奶報紙送完，是一種成功，大學畢業是一種成功，開一個工廠是一種成功，寫本暢銷書是一種成功，而瘁畢生之力，在老年寫出一部浮士德也是一種成功。於此，在成功的著想上取舍就產生出來問題。美國人急於成功，也就容易做那些容易告一段落的事情，如果上四年工學院，出來可以當個工程師；上五年醫學院，出來可以當醫生，這里成功的機會多，故學生趨之若鶩。而那些既無急功，又無近利的哲學；那些不能解饑，不能解餓的詩歌，勢必無人問津了。

於此產生出來一種怪現象，基層都是堅實的骨干，而領導者多是天真的兒童。在政治上，它很難產生邱吉爾或艾登；在文學上，它很難產生羅曼羅蘭或普若盧，甚至在科學上，也很難產生愛因斯坦或馬克士威爾。這是一種奇怪的半真空。美國在這方面所吃的虧就不可思議了。

在政治上，它常常是顛三倒四，舉棋不定的。有史以來，似乎只賣弄過一次聰明，即是雅爾答協定，國際上的秘密協定都是坑人家，美國是坑了自己。在文藝上，國際上的聯想，美國即是好萊塢；在科學上，人們的觀感，美國只是實驗室。

於是，有最大的廣播電臺，但不知播些甚麼東西；有最大的豪華首都，但不知如何計議；有最多的原子彈，不知甚麼時候投擲，不知應投在那里。平時辛辛苦苦的工作，戰時浩浩蕩蕩的流血，大批美援向外送，大批兵源向外派，而它這個國家所獲得的東西，是譏笑，是辱罵，是世界奸雄們擺好的圈套，美國大踏步的走進，自己牢牢的套上自己。這個文明，有時候看來頗像笑話，而這個笑話卻不是偶然的。

有心人總是有的：這個流弊，美國一些有心人已看得出來。比如，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創立人，即基於一種想法，他想：“數學是科學之母，而學數學者如是之少，這科學如何穩固根基？總得讓一些人們做無用之用的事。”他於是創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創立的宗旨，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平安吃飯的地方。而想不到，這個地方卻發生了空前的光輝，那些在此凝思理論物理的，凝思第一次歐戰之通貨膨脹的，那些研究數理邏輯的，表面看來均為無用之學，而在二次大戰時，卻成了贏得戰爭的三個主力，理論物理指示出原子彈；通貨研究解決了膨脹問題；數理邏輯產了計算機，無用之用，真乃大用。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可惜不夠遠，不夠廣，也不夠深。大的創造性思想，大的政治理念，大的文藝作品，是現在人類最需要的東西，而這種東西，有的需要面壁十年，有的需要沈思一世，有的需要盡畢生之力，這些全不是立竿見影的成功；也全不是匆匆忙忙的亂跑所可找得到的。

我默禱美國的思潮注意到這個方向，因為美國的趨向不僅關系一國的興亡，實際左右著整個人類的前途。

──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