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過萬家燈火的東京，飛過萬頃碧波的太平洋，飛過萬里雪山的阿拉斯加，飛到萬頭鑽動的紐約。一路上不疲憊，但也並不舒適，三天後的早晨，我坐在胡適之先生家談天了。

胡先生說昨晚即打電話與飛機場連絡，知道我坐的這一班次在阿拉斯加發生故障，遲延了兩小時。隨後，他為我弄一壺茶，一個大橘子，要我解一解旅途的勞頓。

胡先生住的地方很安靜，並不太寬敞，是一所大樓的第五層。設備當然還不壞。不過，書籍的零亂與堆積與北平的東廠胡同差不多。胡先生在案頭拿起兩大本剪報，微笑著遞給我，那兩本剪報是清算胡適思想“遺毒”與紅樓夢事件。香港友人寄給他的。

“這是共產黨替我作的廣告……”

我接過來一翻，上面全是共產黨的報紙，每篇全是開會、批評、檢討、清算有關胡適的政治、哲學、文學思想。整幅，整本，整頁的共黨黨報，這大概是搞海戰吧。最難得的是共產黨在引胡適先生的原文，比如：

“讓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算不得高明；讓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是告訴年輕朋友一點防身本領，作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這段話我在大學時讀它，曾受過很深的感動，我告訴胡先生說，這是胡適文選自序里面的話，他笑了。

“你喝下這杯茶，我跟你講當時寫這些話時的情景。是一九三〇年，已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前的事了。我在上海寓所準備行裝去北平，已是半夜，胡太太為我整理雜物，我寫完了這句話笑了笑，這夠共產黨打仗打十年的。沒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後，他們還大張旗鼓的攻伐……”

二十五年前，我才四歲，當然不知道世局，不過據書本上回想起來，那是共產黨思想最風行的時候，我們知道睿智如歐本海默，也是在這個時期對人生感覺最困惑，與共產黨有所接近的。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很少人不對共產黨寄與同情。而胡先生沒有妥協的，沒有中立的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接著說：“不過，有一段二百字的話，共產黨始終未敢引過，那是有關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的一段，對於達爾文這個利器，他們連招架的嘗試都沒有。……”

說到這里，我忽然陷入時代的思潮里：

四十餘年前，維也納派大師富蘭克，發表了一篇關於因果論的文章，列寧去信罵他，愛因斯坦去信贊同他。這篇文章即是維也納學派的先河。富蘭克很謙虛的研究列寧給他的這封信，四十年以後，他想通了，列寧所說的，原是基於政治上的理由，與真理無干。

我坐在胡先生的小屋里，凝視著胡先生的書架笑了。這兩位哲人都在東部，他們三四十年以前的遠見，而今征驗了。他們哲學家的使命已經盡到，目睹著那個半球的赤潮如萬丈浪濤，鐵幕如萬仞高山的無助情況，他們只有冷靜地考慮人類未來的出路，而不必對這種情況的造成負甚麼責任，有甚麼愧疚的。

“你不吃個茶雞蛋嗎？我替你拿。”

“不要，我還是願意聽聽老話……胡先生。”

“在寫這類文章之前，曾有一段值得一提的事，即陳獨秀當時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實驗主義的聯合陣線，我當時即聲明，社會主義與實驗主義無可聯合的。”

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或稱聯合戰線，真是騙盡了天下蒼生：比較聰明一點的人覺悟的早，稍微糊塗一點的人，明白的晚，最愚蠢的人，就跟著他們下去了。

自始至終與共產黨人常握手寒暄，常稱兄道弟，而思想立場從未動搖的，在我們中國只有兩人，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梁實秋先生。所以北平淪陷時，也只有這兩個人決然的逃出，不作“開明”的知識分子與他們聯合戰線。

一上午，在談話中就這樣滑過去了。我很興奮，但也很哀傷，想起我的朋友劉世超先生斬釘截鐵的兩句話：“自由世界在思想戰上沒有失敗，在心理戰上卻失敗了。”

胡先生送我到火車站，在汽車上，他介紹紐約城，我也不大聽得進去。一個家亡國破的人，看著甚麼都感覺哀傷，看著甚麼都觸起舊情。劉老老巡視了大觀園一遍，即上了來費城的火車。

在火車上隔著窗，胡先生招手，一個人寂寞的回去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者；而我卻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悲觀者；年老的樂觀者去遠了，年青的悲觀者在車廂里發呆……

窗外，工場林立，鐵路縱橫，我有視無睹的流覽著這些陌生景象。過了一次山洞，忽然望見藍天外一片雲朵，雲朵是熟悉的，如三天前的臺北，也如七年前的北平，“家在萬重雲外，心事付橫笛”，淚，隨它落吧。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