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他短暫的一生中困擾他的其他更為古怪的折磨，他從宗教中尋求解脫——如果我對這些事情的理解是正確的話——先是某些俄國教派，最終是在羅馬天主教中。他的這種神經質應該是伴隨天才而來的，有著豐富多彩的特性的那種，但是他的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出現了對一個移動著的幻影的尋求。他年輕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老派的鄉紳（獵熊，有私家劇院，有大量糟粕中幾幅十八世紀前繪畫大師的作品），非常厭惡他，據說他控制不住的壞脾氣對兒子的生命一直是個威脅。後來我的母親對我講了她幼年時代在維拉時全家的緊張氣氛，講到在伊萬·瓦西里耶維奇的書房里發生的殘暴景象，那是一間陰暗的角房，面向一口在五棵劍桿楊下面裝有生了銹的提水機的老井。除了我，沒有別人使用那個房間。我在黑色的架子上放書和陳列板，後來又勸說母親把那里的一些家具搬到靠花園那邊，我自己的充滿陽光的小書房里，一天早晨，那張巨大的廢棄不用的黑皮面書桌搖搖晃晃地進入了那小書房，上面只有一把巨大的裁紙彎刀，以及用黃色猛獁象牙雕成的真正的東方短彎刀。…

或者他會鄭重地從美國給我帶來《狡猾的爺爺》系列叢書和《巴斯特·布朗》——一個穿一套發紅的套裝的被遺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能看出那顏色其實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紅點。每一個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頓大打結束，打他的是他的細蜂腰但大力氣的媽媽，她用拖鞋、頭髮刷子、不結實的傘、隨便什麽東西——甚至一個肯幫忙的警察的大頭棒——從巴斯特褲子的後臀部打出團團灰塵。由於我從來沒有被打過屁股，那些圖畫給予我的是陌生的異國酷刑的印象。比方說，在一本梅恩·里德的書的卷首插圖中所表現的，把一個雙眼凸出的可憐蟲，埋在沙漠滾燙的沙子里，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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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務，然而他沒有康斯坦丁叔叔那麽看重這一點。對於瓦西里·伊萬諾維奇來說，這不是一個事業，而是一個多少還能夠接受的環境。他的法國和意大利朋友無法讀出他長長的俄國姓氏，將它簡化成“盧卡”（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上），這比他的教名對他更適合。在我童年時代，盧卡舅舅似乎屬於一個由玩具、色彩鮮艷的圖畫書，和結滿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櫻桃樹構成的世界：他的莊園和我們的莊園僅隔著一條彎曲的河流，他在自己莊園一角的整片果園上蓋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幾乎每天午飯的時候都可以看見他的馬車在橋上駛過，然後沿著小冷杉樹構成的樹籬快速向我們的宅子駛來。我八九歲的時候，吃完午飯後他總是把我抱在膝頭（兩個年輕的男僕在空空的餐廳里收拾桌子的時候）愛撫我，一面發出低低的哼唱聲和動聽的表示親熱的話語。僕人在場，使我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當父親從陽臺上對他說“Basile，onvous…

我童年時對他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的畫像（他的鬍子，脖子上掛著的標誌地方治安法官公職的項鏈），以及標誌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鴨誘子和駝鹿頭之類的東西。他獵獲的两隻特別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擡著，直立在我們鄉村別墅的用鐵圍欄圍起來的前廳里。每年夏天，我用夠到它們極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來測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後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習慣了觸摸活狗或玩具動物）陷進它們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會發現它們的肚子原來硬得令人失望。時不時地它們還被搬到花園的一角，徹底地拍打晾曬一番，而從園子方向走過來的可憐的女士，在看到兩個野獸在搖曳的樹蔭下等著她的時候，就會發出一聲驚叫。我父親對打獵根本不感興趣，在這方面和他的兄弟謝爾蓋很不一樣，謝爾蓋是個狂熱的愛好運動的人，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獵狐犬掌管人。 …

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年輕的時候有著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個晚上，他必須演唱布倫瑞克的附屬教堂唱詩班指揮舒爾曼所寫的歌劇，但他對其中一些曲調極為厭惡，於是就用自己創作的曲調來代替。在這里，我感覺到了令人高興的血緣關係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歡另外兩個先輩，一個是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年輕的探險家，還有就是那位偉大的病理學家，我母親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奧諾維奇·科茲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國皇家醫學院的第一任院長，諸如下列論文的作者：《論疾病觀念的發展》、《論精神病患者頸孔的封閉》等。在這兒，我不如也順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我最中意的作品，分别刊于《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還有《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學報》，哈佛學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後，我感到體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學研究和講課、純文學寫作及（因為她即將誕生——一場痛苦的分娩，一個難對付的嬰兒）結合起來了。 …

不過，我發現甚至連我的父親，一個對十二月黨人了解得這麽多、對他們的同情比他的親戚們要多得多的人，當我們一起在那附近散步和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我記憶所及，竟然一次都沒有提到過孔德拉季·賴利耶夫，這仍然使我感到很奇怪。我的堂兄弟讓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詩人的兒子賴利耶夫將軍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及我的祖父D·N·納博科夫是密友。 

從巴托沃出發，有深深的車轍印的古道（我們跟著普希金一起走過，現在重走一遍）往東兩英里是羅日傑斯特維諾。就在那座主橋之前，你可以往北拐向一片開闊地，通向我們的維拉和它在路的兩側的兩個園林，或者繼續向東，走下一座陡峭的小山，經過一片長滿了紫莓和總狀花的老墓地，過橋向我舅舅家超然屹立在小山上的、有白柱子的宅子而去。 …

一九〇三年冬天在尼斯，我的母親始終在他的身邊，她是老人神經錯亂的時刻，唯一能夠容忍在他左右的人。我和弟弟，一個四歲，一個二歲，和我們的英國女家庭教師一起，也在那兒。我記得窗玻璃在歡快的輕風中格格作響，以及一滴熱火漆滴在我的手指上，引起的令人驚奇的疼痛。我一直在用蠟燭的火焰（我跪在石板地上，入侵的陽光使火焰變淡，成了騙人的蒼白色）把熔化的火漆棒變成大紅的、藍的和古銅色的氣味特別好聞的黏糊糊的小團。不一會兒我躺在地板上慘叫起來，母親趕來搭救，坐在輪椅里的爺爺在附近某處，用拐杖使勁敲打發出回聲的石板地。她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艱難。他說粗話。他老是把沿英國人漫步街推他散步的護理人員誤認做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內閣的一個（早已去世）的同事。當比利時或荷蘭王后停下來問候他的健康的時候，他會用顫巍巍的手指指著她們對我母親大聲喊道。我依稀記得跑到他的椅子前給他看一塊漂亮的鵝卵石，他慢慢地仔細看著，然後慢慢放進了嘴里。我真希望在母親後來回憶這些歲月的時候，我有更強烈的好奇心。 …

一個多世紀前在巴黎，隨著狂歡節周的來臨。食物、房租和鞋子方面的開銷所需，聽起來很怪。服裝做好了以後，科爾夫夫人覺得“trop dé colletés”，拒絕接受。女裁縫叫來了法警，他們爭吵得很厲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麗，急躁易怒，而且，我遺憾地說，個人道德方面遠不如從她對待低領口的態度上所顯示出來的那麽嚴格）起訴女裁縫要求損害賠償。 …

一位沒有經驗的紋章學家，很像一個中世紀的旅行家，他從東方帶回的，是在他一直擁有的本國動物的知識的影響下，形成的對該地區特有動物的想像，而不是直接進行動物學探究的結果。因此在本章的第一個文本中，當我描繪納博科夫家族的紋章時（多年前在一些家庭瑣物中不經意地看過一眼），不知怎的竟把它扭曲成两隻擺著姿勢、中間放著一個大棋盤的熊的爐邊奇景。現在我查找了那個紋章，失望地發現它其實是两隻獅子——微帶棕色，也許是有著濃密粗毛的野獸，但是並不真正是熊——正躍立著揚起前爪，側身後顧、怒目而視，傲慢地展示著那不幸的騎士的盾牌，盾牌只不過是西洋跳棋盤的十六分之一那麽大，青紅兩色相間，每一個長方格中有一個臂端有三葉花的白色十字架。在它上方可以看見一個騎士的剩餘部分：他堅硬的頭盔和不能充當食物的護喉甲胄，以及從青紅色葉狀裝飾中伸出來的一條勇敢的胳膊，仍在揮舞著一柄短劍。銘文是Za'——“為了勇氣”。…

一隻用綠布蒙起來的肥皂箱上面，是她喜歡放在她的長沙發旁邊的、在歪斜的框子里的發暗的小照片。她並不真正需要它們，因為一切都在她的記憶之中。就像一個巡回演出團的演員，雖然他們仍然記得他們的臺詞，卻走到哪兒都懷帶著一片任風吹颳的荒原，一座霧蒙蒙的城堡，一個具有魅力的島嶼，她也擁有她的心靈曾儲存起來的一切。我現在仍能清楚地看到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安詳地考慮著擺在面前的一局單人紙牌戲：她倚在左胳膊肘上，左手空閑的大拇指貼在面頰上，手里拿著一支香煙挨在嘴邊，右手則伸向下一張牌。她的無名指上閃現的兩道光是兩枚結婚戒指——她自己的和我父親的，後者她戴著太大，用一條黑線和她自己的系在了一起。 …

一九一五年前後，它的後腿癱瘓了，在被用氯仿毒死前，它總是淒慘地像個無腿的殘廢人那樣，把身子拖過長長的光潔的鑲木地板。後來有人給了我們另一隻小狗，博克斯二號，它的祖父母是安東·契訶夫醫生家的奎娜和布洛姆。最後的這只達克斯小獵狗跟隨我們流亡，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布拉格的郊區（那是我的寡母依靠捷克政府提供的很少的養老金，度過了她生命最後歲月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它不情願地和女主人一起出去散步，落得遠遠地氣喘籲籲地蹣跚著，老態龍鐘，對戴著的長捷克金屬絲口套異常惱怒——一隻穿著打補丁的不合身衣服的流亡狗。（本書由王家湘翻譯）（小題由本網站小编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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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生日和命名日，她令人畏懼的祝賀方式，是農奴式的吻肩膀。由於年齡的增長她逐漸形成了病態的吝嗇，特別是在糖和蜜餞果醬等上面，因而逐漸地，在我父母的認可之下，其他家務安排開始瞞著她悄悄地實行起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如果知道了會使她心碎的），她仿佛仍是懸掛在自己的鑰匙圈上，而母親則盡最大的努力用安慰的話語，來打消不時在老人日益糊塗的腦子里閃過的懷疑。她是那遙遠發霉的王國里唯一的女主人——她認為是個真實的王國（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要餓肚子了）——在她堅定而吃力地穿過走廊，去把在盤子里發現的半個蘋果，或兩塊碎了的小黃油餅乾收起來的時候，跟隨她的是男女僕人嘲笑的目光。 …

在陰雲密布的下午，母親會拿著一個籃子（籃子的里側被什麽人的黑漿果染上了藍色的斑跡），在毛毛雨中獨自開始漫長的採集之旅。晚餐前，能看見她從園子小徑幽暗朦朧的深處出現，她嬌小的身軀和頭裹在帶帽兜的綠棕色的羊毛披風中，上面無數的小水珠在她周圍形成了一種薄霧。當她從滴水的樹下走近看見我的時候，她的臉會現出一種古怪的陰郁表情，也許是表示運氣不好，但是我知道，這其實是得勝的搜尋者緊張地抑制住、小心地呵護著的幸福感。就在她要到我跟前的時候，她的胳膊和肩膀會突然耷拉下來，並且發出誇大疲勞的“噗！”的一聲，讓籃子垂下，以強調它多麽重和滿得多麽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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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歡所有技巧性的和冒險性的遊戲。在她靈巧熟練的手中，一千塊的拼圖逐漸形成一幅英國狩獵的景象；原來看上去像一條馬腿的東西結果是榆樹的枝幹，一直找不到地方的一塊會正合適地填進斑駁陸離的背景中的一個空缺里，給你一種抽象然而是可觸知的滿足帶來的淡淡的興奮。有一陣子，她非常喜歡撲克牌戲，這種牌戲是通過外交圈子傳到聖彼得堡社交界的，因此其中一些組合有好聽的法文名字——“三張對”是brelan，“同花”是couleur，等等。當時玩的是常規的“暗撲克”，偶爾玩增加刺激的積累賭注凑做百搭的撲克戲。在城里，她常常在朋友家里玩撲克，一玩玩到淩晨三點，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的社交消遣；後來，在流亡期間，她常常會想像（懷著和回憶起老德米特里時同樣的驚訝和不安）她的車夫皮洛戈夫似乎仍在無盡的長夜的無情的嚴寒中等著她，盡管，他的情況是，在一間熱情好客的廚房里喝加了朗姆酒的茶，必定在緩和那些漫長的不眠夜的等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時候，在庭園的“新”區的盡頭，已經建起了一個極好的現代化網球場，是由專門從波蘭請來的技術熟練的工人修建的。鐵絲網把面積很大的黏土網球場的場地，和四周開花的草地隔開。經過一夜的滋潤之後，球場地面帶上一層棕色的光澤，德米特里會用一個綠罐子里的液體白堊重畫白線，他是我們的園丁中個子最小、年紀最大的一個，是一個溫順的、總穿著黑靴子和紅襯衫的矮子，隨著刷子沿著線往下畫，他弓起身子，慢慢往後退。一道豌豆樹籬（北俄羅斯的“黃色金合歡”）——中間開了個缺口，正對應著球場的網格門——和圍住球場的網子以及一條叫做tropin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