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3.4

一個多世紀前在巴黎,隨著狂歡節周的來臨。食物、房租和鞋子方面的開銷所需,聽起來很怪。服裝做好了以後,科爾夫夫人覺得“trop dé colletés”,拒絕接受。女裁縫叫來了法警,他們爭吵得很厲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麗,急躁易怒,而且,我遺憾地說,個人道德方面遠不如從她對待低領口的態度上所顯示出來的那麽嚴格)起訴女裁縫要求損害賠償。 

她聲稱店里送服裝來的女孩子,是些“despéronnelles〔粗魯無禮〕”的女子,在她提出衣服領子開得太低,不適合有教養的淑女穿的時候,作為回答,她們竟敢極端低級趣味地炫耀民主思想;她說,已經太晚了,來不及定制別的化裝舞服,她的女兒們沒有去參加舞會;她指控法警和他的隨行懶散地倒在軟椅上,卻讓女士們坐硬椅子;她還火冒三丈,憤怒地抱怨說,法警竟然還威脅說要把德米特里·納博科夫先生,一個莊重、沈默寡言的人關進監獄,僅僅是因為這位紳士試圖把法警從窗子里扔出去。這算不上什麽大官司,但是女裁縫輸了。她收回了衣服,退了錢,外加給原告一千法郎;另一方面,做馬車的人在一七九一年交給克里斯蒂娜的約五千九百四十四里弗赫的賬單,這筆錢根本就沒有償付過。

 

從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五年一直任司法部長的德米特里·納博科夫,頂著反動勢力的猛烈攻擊,盡他所能地就算沒有加強至少也保護了六十年代自由派的改革(例如陪審團審判)。一位傳記作家說:“他的表現很像風暴中一艘船的船長,會把部分貨物拋到海里去,以保全其餘的貨物。”(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俄文本第二版)我注意到,這個悼文式的比喻無意中回應了一個銘文式的主題——我的袓父此前要把法律從窗子里扔出去的企圖。 

在他退休的時候,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讓他在伯爵的頭銜和一筆錢——想來是筆大數目——之間進行選擇。我不知道伯爵的爵位在俄國究竟價值幾何,但是和節儉的沙皇所希望的相反,我祖父(他的伯父伊萬在尼古拉一世讓他做出類似的選擇時,也是這樣決定的)堅決選擇了更為實在的獎賞。(“Encore unteraté。”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冷冰冰地評論道。)退休後他多數時間住在國外。二十世紀最初幾年,他腦子開始糊塗了,但是他堅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區,一切就不會有問題。醫生們的看法相反,認為在某個山中勝地或在俄國北方的氣候下,他可能會活得長一些。有一個關於他在意大利某處擺脫了隨從的驚人故事,我還沒有能夠很好地拼串起來。他在那里四處亂轉,以李爾王式的憤怒,向咧著嘴笑的陌生人痛斥他的子女,直到在一片多石的荒野地帶,被一個缺乏想像力的carabinieri抓住。(本書由王家湘翻譯)(小題由本網站小编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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