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〇四年夏天我們和伊萬·德·彼得森姑父家，一起在亞得里亞海濱租住的別墅里（別墅的名字不是“海神”就是“太陽神”——我仍能在阿巴集亞的老照片里認出它那有雉堞的、奶白色的塔樓），我當時五歲，午飯後在自己的小床上出神，常常翻身俯臥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充滿愛意地、無望地、以在藝術上極為細致的方式，用食指在枕頭上畫一直通到我們維拉宅門前的馬車道，右邊的石臺階，左邊的有雕刻圖案裝飾的長椅背，在忍冬樹叢後伸出的兩旁長著小櫟樹的小徑，在車道泛紅色的塵土中閃閃發亮的一隻新脫落的馬蹄鐵，一件值得收藏的東西（比我過去在海灘上發現的那些生銹的東西要大得多也亮得多），而這種精細的程度是很難和構成，這難以解釋的對思念中“家”（從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的形象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歲月協調的。對這個回憶的回憶是六十年以後的事了，但是遠沒有前者那樣非同尋常。 

有一次，在一九〇八或一九〇九年，盧卡舅舅在我們家偶然看到了幾本法國兒童讀物，專心致志地讀了起來；他發現了童年時代喜愛的一段，發出了狂喜的輕嘆。許多年以後，當我偶然在一個幼兒園里，重新發現了那同樣的男孩和女孩們的故事。現在看來，故事本身都是矯揉造作和庸俗的大雜燴；但是多愁善感、自鳴得意的娘家姓羅斯托普欽的德·塞居爾夫人在寫這些作品的時候，把她在早於我的童年整整一個世紀的俄國的童年生活的真實環境法國化了。我自己的情況是，當我再度讀到索菲的煩惱時——她眉毛太稀又愛吃濃奶油——我不僅經歷了舅舅經歷過的同樣的痛苦和歡樂，而且還得對付一個額外的負擔——我關於他的回憶，在那些書的幫助下，重溫他的童年。我再度看見了我在維拉上課的房間，墻紙上的藍色玫瑰，開著的窗子。皮沙發上方的橢圓形鏡子里，滿是窗子反射出來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發上貪婪地讀著一本破舊的書。滲透在我的記憶中的是一種安全、安樂和夏季的溫暖的感覺。那個鮮活的現實變成了今天的幽靈。鏡子里滿溢著光明；一隻大黃蜂飛進了房間，撞在天花板上。一切都應該如此，什麽都不會改變，永遠也不會有人死去。(本書由王家湘翻譯）（小題由本網站小编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