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筆記本寫滿了各種充滿失落、渴望與期待的故事，留下一個個旅人在飛上天空之前的剪影。不過，我還是不免擔憂，一旦和喧囂雜亂、生氣蓬勃的航站樓相比較，我的書將會顯得多麽平淡乏味。

每當我覺得文思蹇滯，我就會去找達德利·馬斯特斯聊聊天。他的工作地點在我樓下，在機場為人擦鞋已有30年之久。他每天早上8∶30開工，一整天下來約可擦拭60雙鞋子，然後在晚上9點關門打烊。…

這張桌子所在的環境確實絲毫不乏令人分心的事物。每隔幾分鐘，機場內的擴音器就會響起（通常由瑪格麗特或她的同事朱麗葉負責廣播，發話地點在樓下的一間小房間里），呼叫剛從法蘭克福抵達希思羅機場的巴克太太前來領取她所遺忘的一件手提行李，或是提醒巴什爾先生趕緊登上飛往內羅畢的班機。

大部分的旅客都以為我是航空公司的員工，所以經常過來問我海關櫃臺或取款機在哪里。不過，只要有人留意到我的名牌，就隨即把我當成傾訴的對像。…

看來，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都只有在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才能認知到自己人生中重要的事物。否則，我們的視野就不免遭到日常生活中挫折與怨忿的蒙蔽。

戴維把行李箱搬上輸送帶的時候，腦中突然閃現了一項令他意外又困惑的體悟：問題就出在他自己也是這趟度假行程的一員。不論迪米特拉度假別墅有多麽舒適迷人，都會因為他的在場而大打折扣。他當初規劃這次的假期，期待的就是和孩子與太太好好相處，享受地中海的風光、希臘菠菜派以及雅典的天空。問題是，他對這一切的感受都必然受到自身心境的影響，避免不了為他內心的恐懼、焦慮以及反復無常的渴望所沾染。…

對於這些差旅人士而言，如果能夠忙得完全沒時間欣賞羅馬的歷史或藝術，該是多麽令人如釋重負的事情。然而，他們無意間還是會注意到羅馬的許多特色：路旁讓人不禁想要多看一眼的果汁廣告看板、意大利男人腳上異常精致的鞋，還有接待人員一口別扭不堪的英語。他們在諾富特飯店也許會想到不少有趣的新奇想法，在深夜里也許會看些限制級的影片，回國之後則會對那句老生常談深感認同，也就是：要真正了解其他國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那里工作。…

從他們身旁經過的路人都面露同情。女方的非凡美貌無疑是引起旁人同情的因素之一。連我都不禁想念起她了。她的美貌想必至少自從12歲以來就成了她的身份認同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她想必也不免偶爾思及自己的處境對旁人所造成的影響，然後才又再度淚眼漣漣地投入愛人的懷里。

身為旁觀者，我們也許對她的處境深感同情，但對於她有這麽強烈的能夠感到哀傷的動機，我們其實更有充分的理由向她致上恭賀之意。我們應當對她感到嫉妒，因為她找到了一個自己如此深愛的人，從而堅信自己一旦離開對方就再也活不下去。光是分隔於登機口的兩側就讓她難以忍受，更何況是孤身住在里約熱內盧市郊一間簡陋的學生宿舍里。日後回顧起來，她也許會發現這一刻其實是她人生的高峰。…

不過，即便是發自內心的友善態度也不一定足夠。我注意到一名旅客背著肩包沖向報到櫃臺趕搭一架東京班機，卻被櫃臺人員禮貌地告知他已來不及登機，只能考慮搭其他班次了。

然而，他的波音747客機其實還沒起飛，在航站樓里至少還會停留20分鐘，而且望出窗外即可看見機身。這名乘客之所以無法登機，純粹是出於管理上的考慮：航空公司規定，一旦晚於起飛時間之前40分鐘，即不得再發放登機牌給乘客，就算這名乘客的新娘和200名賓客都在目的地等著他現身，也一樣不能破例。

飛機明明近在眼前，卻偏偏搭不上去。想著自己的座位將在接下來的48個小時里空著沒人坐，而且又得取消東京的會議，這名乘客於是忍不住雙拳在櫃臺上重重一擊，同時發出一聲猛烈的怒吼，遠在航站樓西端的史密斯書店都可以聽得到。…

機場最富有魅力的地方，無疑是航站樓里到處可見的屏幕，以明晰的字體呈現著即將起飛的飛機班次。這些屏幕隱含了一種無窮無盡而且能夠立即實現的可能性：望著這些屏幕，我們可以想像自己在一時的衝動下走到售票櫃臺前，然後不到幾個小時，即可出發前往某個遙遠的國家。在那里，祈禱儀式的呼喚聲回蕩在白色石灰墻的屋宇上空，我們不懂當地的語言，也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身份。屏幕上顯示的各個目的地沒有任何說明描述，卻因此更在我們內心激起懷舊與渴望的情緒：特拉維夫、的黎波里、聖彼得堡、邁阿密、經由阿布紮比轉機至馬斯喀特、阿爾及爾、由拿騷轉機至大開曼島……每個地點都承諾著不同於我們既有人生的生活形態。我們一旦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羈束滯悶，就不免向往這些遙遠的地點。…

隨著每一架飛機在指定的下機門各就各位之後，一場井然有序的舞蹈隨即展開。一道供乘客下機的橋梁緩緩伸出，其橡膠開口遲疑地吻上機身左前方的艙門。一名地勤人員敲了敲窗戶，飛機上的一名同事隨即開啟氣壓艙，於是兩人隨口打了個招呼，仿佛他們只是兩名辦公室員工，剛用完午餐而回到相鄰的座位上而已。從他們的表情和話語中，完全想象不到其中一人才剛從地球的另一端飛越了1.1萬公里的距離來到這里。但話說回來，再過100年後，就算我們搭乘太空船歷經9個月的航程，而在正午的血紅色天空下降落於火星基多尼亞地區的太空站，屆時前來迎接我們的地勤人員在敲了敲金黃色的太空船窗戶之後，大概也還是只會和船上人員這麼淡淡地打聲招呼。

卸貨工人打開貨艙，卸下一個個板條箱，里面裝滿了冷凍阿根廷牛腹肉以及前一天還在楠塔基特灣悠遊自得的甲殼動物。短短幾個小時後，這架飛機又會再次飛上天空。油管連接在機翼上，為油箱注入Jet…

我在11點睡著，但才剛過3點就突然醒了過來。大腦中負責聆聽及解讀樹林里每個尖嘯聲的原始部位仍然認真從事著其所負責的工作，絲毫不放過大樓里不知何處傳來的關門聲與馬桶沖水聲。旅館和航站樓看起來就像是一架處於待機模式的巨大機器，成排的排風扇緩緩轉動，隱隱發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低鳴聲。我想到旅館里的水療設施，其溫水池在黑暗中也許仍然冒著氣泡。天空在前一晚吞噬了飛往亞洲的最後一班客機之後，即守護著這個平靜的夜，在即將破曉的最後這幾個小時染上了一抹不自然的橘紅色。一架飛機的尾部突出於航站樓旁邊，那是英國航空公司的A321班機，即將再次飛上冰冷無比的平流層下端。…

面對菜單上某些食材來自遙遠地區的菜肴，實在很難想象廚房怎麼精確預估采購數量：舉例而言，電梯業界的賓客有多少人會點用“大西洋笛鯛，以香檸胡椒提鮮，搭配美味芒果片”，或是名稱充滿神秘又帶點憂郁氣息的“今日主廚例湯”。不過，食材預備數量的估計也許終究沒有什麼學問可言。畢竟，一般人在旅館里過夜，頂多只會點個總會三明治。即便是巔峰時期的松尾芭蕉，對於總會三明治大概也很難寫出比這份菜單更令人信服的描述文句：

熱烤雞肉片

煙熏培根、爽脆生菜

搭配香熱意大利拖鞋面包，鋪放於滿盤海鹽薯條上…

旅館內共有605間房，隔著中庭相互對望，但我不久就發現這家旅館的主要業務不在於接待住宿旅客，而是承辦各式會議，分別舉行於其中的45間會議廳。這些會議廳各自以世界各處的地名命名，都設有數據節點和區域網絡。在8月的這個星期日晚間，阿維斯歐洲公司正在迪拜廳舉行會議，英國電梯業協會則在東京廳里。不過，最大的聚會乃是在雅典廳，與會代表正在研商閥門大小的問題，會議主持機構為國際標準組織，是一個致力於消除工業設備分歧的機構。在國際標準組織長達20年來的努力下，只要利比亞政府履行承諾，日後世人遊走於北非各國之間，即可從摩洛哥的阿加迪爾到埃及的艾爾高那都不必更換電器插頭。…

二 小人物的選擇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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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和他的黨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識來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總是在貶低或詆毀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顯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國人都覺得元首本人也和他們一樣曾經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貶低大人物的同時，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為爭取選票而嘩眾取寵的持民主立場的政客和表現得過度親民的人們做著同樣的事，但如果由一位專制的統治者來做，就會更為有效。”因此，他們認為，納粹是“人民的政黨”，而且是“民主的實踐”。這是納粹統治的群眾基礎，“群眾的重要性在於如下事實：上帝……創造了數量龐大的他們。在一個有著7 000萬人口的國家中，他們的人數超過了6 900萬。他們是納粹分子，他們是小人物。”…

這10個人中，教師希爾德布蘭是最有知識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納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還是同其他9人一樣無法擺脫納粹的思想影響。邁耶記敘道，“甚至他在那時也相信，而且現在仍然認為納粹主義綱領和實踐的一部分屬於‘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個人，正派、勤勞、智力平常和誠實的9個人，他們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現在他們也不了解它。他們曾了解到或現在知道的納粹主義，和我們曾經了解到和現在知道的不一樣。他們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服務於它，更確切地說是創造了它。”…

我們需要有人像邁耶那樣為我們寫一本記錄普通人常識和小人物自我意識變化的微型社會學歷史。

米爾頓·邁耶的《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是一本寫作於1950年代，於1966年再版的老書，作者在書里記錄了他於二戰後與10位德國納粹“小人物”的交談和交往。讀中譯本，對書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識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這種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四、是“照著做”的信仰，還是“想著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說，“一個民族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也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信仰的靈魂應該是自由，即使是宗教的信仰，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靈魂，也會成為神道設教的工具，如中世紀的 基督教。神道設教的信仰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許人們懷疑，只許“照著做”，甚至樂意看到群眾的狂熱與狂信。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個人通過自由、理性思考獲得的信仰，結果可以是某種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種宗教或某種政治意識形態，不管哪種結果，都應該表現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

二、是神道設教的信仰，還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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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把八零後、九零後青年中的遊戲人生、玩世不恭歸結為信仰缺失，從而懷念起1950年代初的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是一個中國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年代，是因為人們普遍具有堅定的信仰，文革後，信仰被動搖，所以不再有那“激情燃燒的歲月”。於是，重建那個時代的信仰，把那激情重新 燃燒起來，就成為那些人“救救青年”的濟世良方。那麽，在那個年代，我們究竟有過什麽樣的信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認識究竟存在不存在什麽誤區？

一、是神話的信仰，還是理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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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生說起抗日戰爭，想到的無非是平型關、地道戰、地雷戰。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才成為抗戰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由於教科書里有所敘述，而且也是因為書刊、影視中出現了不少對這一事件的介紹和描述。

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教科書里會有不同的敘述，影響人們的具體記憶內容。例如，1947年的美國歷史課本強調使用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戰高潮核武競賽時期，美國教科書只敘述原子彈的發展，而略去了它結束戰爭的戰略用途。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引發了美、蘇的核戰爭。1966年的教科書在討論1945年的原子彈轟炸時告訴學生，“如果不能尋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麽結果也許就是一場禍及全人類的核屠殺。”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教科書開始從多角度介紹1945年使用原子彈的原因。而一直以來，日本教科書則始終強調原子彈帶來的人道災難。…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