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著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制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裏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盡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

因為對墾荒的苦戀，我在那棵有三十年灌木史的丁香和我的書房之間三米的距離下，也墾出了一畦菜地來。我知道這兒陽光匱乏，通風薄弱，只是因為一個人和鐵鍁的所謂的勤勞，才把那從來都是荒草的世界，不分青紅皂白地據為了己有。

我在那畦地裏種了芹菜。

那些帶有谷殼般的種子被我撒下時，我以為我給了那些種子最大的恩賜和恩惠，讓它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與家園。依然是該澆水了澆水，該施肥了施肥，可芹菜的出土，竟與荊芥比賽著自己的高傲，直到半月之後，荊芥都已綠汪汪覆蓋了地面，芹菜才懶洋洋地東一棵、西一株地從土裏生長出來，有氣無力的樣子，如同不足月份早產於世的孱弱嬰兒。…

北京二環內的東北向，距故宮不遠的四合老院區，那些來自明清遺留的建築裏，誰家如今可以獨自擁有一個四合院，那將是他家地位的象征和對榮譽的宣誓了。如果有能力和機遇去那些被改建卻還依然明清的建築裏走一走，你將會看到那些曾經掌握過這個國家命運的老人們，在那些院落裏澆花、看報和聽人念文件。古舊的青磚，高高的門樓，房檐上掛響的風鈴與在門口站直的哨兵，這簡單古板的表面，無時無刻不都在證實著一個國家的歷史和這個家族的應有盡有。

可是，這個家族最具象征意義的四合院裏，一應俱全，卻又有一樣東西，任你權貴天下，黃金鋪地，在這個新世紀的國度裏，你都無法在你的那個最富貴的院裏擁有那一樣——菜園子。

我有菜園子。…

我用幾年的時間，借助書架和土生土長的常識，積累了幾大本關於蔬菜生長的日記詞條，不拿出來予以炫耀，就如一個人有著可壓箱底的珍貴衣物，不在風和日麗、行人穿梭中晾曬和顯擺，那就實在失去了壓在箱底的珍貴的意義。而把它取出來掛在路口和行人的目光之下，自然也會招致行人嫉羨的目光和唾液的噴灑。可現在，我也終於明白，一個人的一生，絲毫沒有遭人嫉羨之處，那也就是一場巨大的哀傷。我知道，我這一生少有遭人嫉羨的小說，但我有遭人嫉羨的蔬菜日記的典條，有那確實奢華乃至頹靡的菜園和難逃顯擺之嫌的所謂的耕作種植留下的中年記憶。…

現在，我有了鋤、鍁、十字鎬、斧子、木鋸和所有必備的農具。就連許多農村都已不見使用的弓形月牙鐮，我也擁有一把了。今天北方農村的鐮刀，都是“7”字形的直刀片。而我的這一把，擦凈磨亮後，則如下弦月或者倒過來的上弦月。

擁有農具對我是一種富貴。這如同在鄉村的房檐下，掛滿了農具也可能貧窮樣。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距北京九百公裏外，我老家河南嵩縣一個村莊裏的農民，因為賺錢買了一輛上海產的紅色桑塔納轎車，請人昂昂地開回家裏，為了停放在自家院落內，特意扒掉他家低矮的院落大門，把汽車開進去了院子中央。然而，深夜大雨，連瀑三日，村前的公路、橋梁被洪水沖垮，從此那輛轎車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那一隅鄉村院落，而成為標誌和風景——時代的紀念碑一樣，被永遠鑲嵌在了山野的土地上。…

土地的出生問世，大約就是兩個目的：一是為了野荒的生命，樹木、河流、草芥、昆蟲，都是它的後代子女。二是為了人的耕種。耕種使人類存活，土地升華。讓土地的意義從自然到被賦予和強加。人類從來不管土地需不需要那些意義，因為人類需要，就賦予它那些疲勞的使命和空洞的贊歌。人類和土地的聯系，最初是居住和耕作，可現在，還有附加了挖掘後的無限開采與無盡汙染。土地孕育了人，可人又反過來成為了土地的主人，這就是兒子做了母親的皇帝，還要娶她為妻，奸於妾室。世界如此，時間從來沒有能力修正這倫理的顛倒。…

在711號園，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耕種便像睡醒後記憶猶新的夢，翩翩地舞著，走進了我的新生。…

十九世紀西方的哲學價值觀深受理性思潮與進步概念的影響，在人類學領域也形成一股文化進化論的觀點，認為文化有原始與高度文明等區分，而且愈原始的的民族不但智慧與道德愈低， 同時膚色上也愈深。由於當時工業科學日進千里，西方社會對自己的文明產生無比的樂觀，人類文明持續進步的觀點牢牢深植於人們心中，因而學術上的基調也呈現 一片樂觀的色彩。

文化相對論即是對這種道德與智慧的進化論的一種深刻的反省，也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動盪不安所帶來的悲 觀氛圍促成了人們價值觀的改變。二十…

參：秩序

……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苟同。——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

社會世界，如同特納（Victor Turner）所言，是一個形成中的（becoming）世界，不是一個存有的（being）世界（除非存有指的是存於人們腦中的靜態與無時間性的模式）。因此研究靜止的、形式的、風景畫似的社會結構是沒有意義的。

時 間的結構（temporal…

史料以求真為尚 

昔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言：「歷史會說我的好話，因為我打算寫歷史[1]。」此語一方面表露其創造歷史的氣魄，一方面也道出的歷史的窘境。邱吉爾本身亦為歷史家，經他一語，使人不竟要問：「歷史豈非勝利者所寫？」誠然，歷史家在史觀與史料的選擇上皆與時脈相繫，所處的時代有異，所撰之歷史亦會不同，無怪乎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歷史僅為「當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之感。近來更有歷史為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之聲，以為絕對真相既逝難復，歷史僅為所知之史(knowledge of…

選舉剛剛揭曉。朋友正在她所支持的候選人總部前，在一群傷心的群眾之間，承受著落選所帶來的難以揮灑的沈重。隔著手機我彷彿看見了她在流淚，加上感冒的渲染，整個臉龐泛起了紅，聲音逐漸哽咽。她說，她想離開那個城市，因為她所厭惡的人當選了，待在那裡會讓她憤恨、難過。

二次戰後， 在非洲的許多新興國家中，有關語言與文學的辯論一直烽火未休。爭辯的焦點主要在於如何定義非洲文學，以及非洲文學到底何去何從？是向強勢殖民語言靠攏，還 是致力於本土語文的開拓？這一問題當然不只存在於非洲，而是許多曾被殖民過的民族共同的問題。論戰的一方阿契貝（Chinua Achebe）對非洲文學的定義提出一個超越國族的視野，他認為非洲文學不能排除有別於「黑人非洲」（black Africa）文化的北非，以及一些以歐洲語言為創作媒介的文學作品。阿契貝的論點基於現實潮流的考量，認為英語現今已無可否認地成為世界通用的語言，因 而將可以作為文化間交流的利器。雖然他並不否認殖民主義是摧毀和破壞非洲文化的魔鬼，但即使是魔鬼也應有他應得的評價，因為英語作為共通語言使得原本散亂 的族群成為一個較大的政治聯合體，這種族群間的整合對阿契貝而言代表一種人類文明的演進。再者，殖民力量所豢養出來的語言現今仍然作為非洲人民相互溝通與…

壹：藩籬

It was a climate in which academic disciplines had clearly defined boundaries which one transgressed at one's peril: boundary ambiguity was, in Mary Douglas' words, a form of pollution; much interdisciplinary work was regarded as an abomination.

Victor Turner（1985: pp.17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