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盡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脫年代的頭幾年仍然浸染著50年代的文化氣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樂進入城市之後，搖滾樂的音樂形式便出現了，但是迪倫（Dylan）仍然彈奏著無電聲放大的吉它，而甲殼蟲樂隊在音樂舞臺上還幾乎沒有蹤跡。那個時代的“高雅”文化繼續散發著現代的真誠和文學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裏的報頭士們基本上還不能夠被郊區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來的力量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的音樂與眾不同的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強烈地指斥一個社會把其優秀分子變為麻木無能的人，而有著嚴重俄狄浦斯情緒的凱魯亞克（JaCkKerouac）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取代麻省的洛維爾，於是重新回到母親的身邊。霍姆斯創作了《走開！》，隨即就隱身於大學校園教書去了。與50年代後期為數眾多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一樣，他的作品只是輝耀一時的燭光，而不是能夠引發一場運動的持久的火焰，事實上，經歷了“垮掉派運動”，只有凱魯亞克、金斯堡，以及舊金山市的佛淋蓋梯還依然活躍，他們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到了50年代後期，他們的反叛精神已經退化為一切失敗了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和藝術所共有的那種玩世不恭、驚世駭俗的特征。
　　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評思想的重要雜誌，雖然雜誌的代表人物放棄了這份刊物，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經相當久了。在這些新進作家的腦海裏，賈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費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開創的傳統已經模糊不清了，他們這一代人更偏愛特裏林那以“真實性和真誠為精髓的美學。特裏林美學的這一精髓已經脫離了獻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雜誌創辦人在政治上的激進。
　　1962年前，我經常出入於白馬酒吧，在那兒，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飯桌旁。當時，他笑聽著布倫丹·貝汗酒醉後講的故事和知識階層的政治難民們之間熱烈的交談，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盡管50年代壩區的難民大批地離去，但我們這些人仍然留在這些城市裏，有的為服裝工人聯合會工作。那時，這個工人聯合會正想通過吸收熱烈而激進的年輕人來使自己重新活躍起來。前社會黨革命派領袖、現任聯合會培訓協會會長泰勒（Gus Tyler）在那時就已經值得工人領袖們現在仍然沒有明白的道理：領導者脫離了群眾，就談不上發動群眾起來鬥爭。泰勒的試驗，也許可以稱之為約翰·劉易斯主義（JohnjL．Lewisism），在冷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敗了。激進的煽動者如塞達瑞斯、布魯姆沃爾克等人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完全不願意進行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除非領導者允許他們發動產業工人中那些正在壯大卻沒有組織起來的部分進行階級鬥爭。他們還不了解合作的精神已經在工會領導者的心裏紮下了很，實際上，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來挽救工業使其免於崩潰的實際方法。
　　塞達瑞斯為把僵化的國際婦女工人聯合會（IL－GWU）引入一個有組織的主動出擊、進行鬥爭的運動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後的結果卻令他感到沮喪，不過，他為自己傑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個宣泄口。他與幾個同事組成了工會代表聯合會（FOUR），不走發動群眾的道路，從而使積極分子的概念長期從工會的詞語中消失。這使在工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異常震驚。塞達瑞斯認為，如果一個工會失去了階級鬥爭的理想甚至於不再有對新社會的憧憬，那麼它至少應該能夠向它的幹部支付一份還過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環境。今天，“會中之會”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厭煩了的廣大工會官員的註意力。許多國際工會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服裝工人聯合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由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會代表們組成的工會領導核心堅持自我犧牲的原則。
　　培訓協會被解散了，但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進青年中最具獻身精神的人加入，工會不能指望再度成為美國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許會有人認為，60年代出現的新的社會運動，因其在一種雙重意義上背離了密爾斯（C．Wrisht Mills）所說的勞工形而上學（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勞工運動視為全球社會變革的閃電律；在與資本進行鬥爭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勾畫出他們的希望。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裏推推搡搡地走動著。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誌《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這次轉向右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並不隨波逐流。他們試圖與歐文·克利斯托爾派、錫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離，對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現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社會主義都優越。例如，有一個小團體團結在《持不同政見者》（Dissent）周圍，這份刊物是歐文·豪（IrvingHOwe）和劉易斯·寇澤（Lewis Coser）於1952年創辦的。還有一個更小的團體跟隨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幟下，這是朱利葉斯·雅各布森為在知識分子中保留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聲音而作出的嘗試。從一種角度看，豪與正在從先前激進的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數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斷：不管資本主義多麼可怕，斯大林主義以及東歐都代表著一種更糟的選擇。但是，豪仍堅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剝削和極權主義的對立中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他的同齡人則在一種有組織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們的信仰。
　　國際共運發生了後斯大林危機，緊接著，美國共產黨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魯曉夫（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報告，之後，這一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了。當時，由於認識到政治鎮壓是法西斯主義的預演，美國共產黨實際上已轉入了地下，因此，相對地說，美國激進青年多未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產黨，但仍為其保守和謹慎的行事態度而憂慮。黨內的爭論和隨後斯大林罪行的公之於眾使我們的心情無法平靜，黨內左派明明白白的錯誤也讓我們大為震驚。我們非常渴望與某些激進勢力有聯系，但並不想加入美國共產黨，特別是因為黨的右翼已被和平主義者馬斯特（AJ．Muste）關於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組建政黨的呼籲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幾個夜晚，我乘船渡過哈得沙河，去聽取各個托洛茨基派別中左翼的意見。被稱為右派的共產黨領導人同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個新左派的前景展開了討論。他們討論了與蘇聯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保持獨立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原則下不斷堅持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在群眾鬥爭的基礎上不斷努力以圖重新活躍勞工運動的必要性，也討論了對迅速發展的和平運動進行強有力幹預的必要性。自從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敗了的競選中吸納了禁止核試驗的原則以後，和平運動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與總書記尤金·丹尼斯的中間派曾經結成聯盟阻礙過共產黨民主化改革的實現，因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中間引發了一場是否同少數有改革思想的共產主義者保持關系的爭論。同時，1959年，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工業民主聯盟認為到了該對塗於癱瘓的學生組織進行重組，使其恢復組織活動的時候了，於是請聯盟在密歇根大學的分會負責這一任務。作為一個團結的口號，“工業民主”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這是那個時代的並發癥。學生領袖哈伯和湯姆·海登因此堅持這一組織中的學生社團的名稱應該改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他們二人與工業民主聯盟的主席麥克爾·哈靈頓所持政治觀點相同，但是堅持“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常委們都應該更保守一點。我第一次在白馬酒吧見到哈靈頓時，他正處於文學的新托洛茨基階段。他的文學批評比他的政治榮文更有名氣。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他的觀點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相信能夠在工人社會權利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勞工黨的組織。他支持其組織中廣泛存在的“第三陣營”社會主義獨立聯盟的立場，而不是親西方路線的《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一個受到以前人民陣線影響的工會分子和民主黨積極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與哈靈頓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爭論過後來導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與哈靈頓一豪的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有關問題：我的觀點是，勞動人民和工會主義者除了在民主黨內部尋求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反腐敗引發了對黨綱和黨章進行改革的運動，運動的多樣性以及50年代後期的和平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為新聯盟的產生提供了機會。新聯盟起碼要經受得住黨內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戰。當時哈靈頓持傳統的第2方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被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者接受。助年代的後期，哈靈頓的思想又改變了，但他不久便發現，新的激進派在他和豪離開的地方又振作起來。
　　因為紐約是一個民主的大本營，紐約的民主黨員們更為關註的是黨內的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擊敗共和黨的問題。在初選階段而不是在大選階段，意識形態和權力就受到了質疑。由一些工會活動分子（主要是服裝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師組成的自由黨早就失去了權力平衡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954年大選的災難性表現之後，美國勞工黨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積極分子現在已經加入了改革民主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的主要問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大眾自由黨，也就是說，在制定黨的政策方面，它能否發動起職業的選民來。
　　這些就是這架政治機器的最後歲月，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形式，也是結構更加嚴謹的政治權力。這架機器建立在機構資助的基礎上，公民就業的社會服務系統的引人，社會總體服務系統的職業化，都使這些資助機構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於此，戰後，工人階級和中下層人民以及這架機器的選民基地越來越郊區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匯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愛爾蘭酒吧裏用晚餐的時候，發現酒吧提供日本飯食，卻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這是上西區的人開始向郊區移動的一個早期現象。同樣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藝術家們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納了後來民主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擁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爾德，費爾柴爾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記者；艾德·考什，一個擁有極大政治野心的律師；薩拉·斯科思考夫，一個年輕的職業政治家，我還是青年民主黨的領導人的時候，在新澤西州的伊塞克斯縣史蒂文森的競選活動中見到過她。
　　約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裏面工作過。這裏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眾註意有著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眾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對廣大聽眾的時候，他的言辭才會激烈起來。在約克維勒的萊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們是經由他的姐夫比爾·努周介紹認識的。比爾·努周是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一名官員，他也曾一度榮耀過，在50年代後期出任過這一命運不佳的兄弟會的主席。他實際上已成為紐約勞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該會沒有放棄工會運動，但現在他只是兄弟會在當地的一個業務代理。努周要求我為雷恩進入州議會出一份力，雖然我當時住在新澤西的紐瓦克，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現任民主黨領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為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左翼黨失勢之後跟隨著愛爾蘭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東哈萊姆地區波多黎各選民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馬克·雷恩由於為貧窮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贏得了聲譽。
　　雷思後來在立法界度過了短暫而有光彩的一段時間，也因此成為引人爭議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績就是揭露共和黨議會發言人卡利奧和一幫商人為掩蓋醜聞而制定的非法計劃。那個醜聞後來導致卡利奧下一次選舉失敗，而雷恩本人則一躍成為推行廉潔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運動活動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內的支持者舉行小規模的會議，以決定他是否應該尋求第十九選區改革民主黨的提名。這個選區是“U”形，開始於西區，接著在巴特雷彎過來，最後到達下東區。裏奧納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這是在幾近傳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 Sapio）領導下，仍然強有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的一個產物。法布斯特恩並不比紐約議會代表團中其他議員更差。他在這架政治機器之外的政治基礎是下東區十分傳統的猶太社會。但這一曾經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於人員向郊外和向布魯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湧入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擊敗了薩皮奧本人，第一次贏得了西區大多數俱樂部的控制權。其他嚴重的挑戰在切爾西（Chelsea）地區加劇。在這一地區，新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負責的合作機構正在取代碼頭的貧民窟。為了同法布斯特思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須完成改革運動，雖然在阿爾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張改革的立法者，但他還不是這一地區的居民，該地區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請我做他的競選經紀人。我們一起進入了一個較上層的權力圈子，這個圈子裏有那時還沒有著穿競選的哈靈頓，剛剛宣布參加議會競選的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還有曾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組織中做過頭頭、現在在約克維勒民主黨的俱樂部裏表現活躍的沃勒斯特恩。從一開始，雷恩就被指控為是外鄉人，身邊都是一幫來自外地的政治投機者。但是，他的競選活動受挫是由於另一個也許是更致命的弱點：他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一個組織去戰鬥，這些問題對他來說，如果不是全不相幹，也是次要的。因為改革運動是一種反體制的聯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黨內的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主要是指接受資助方面。簡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種適用於專眾人士億社會極分，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最優秀的人士會得到這些工作。在這些問題上，雷恩說得很響亮，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過多地註意了那些推舉候選人的人。他以對公共問題的關註參選，雖然在一開始議會競選的時候，他不得不廣泛地使用反腐敗的主題。1962年春，我們試圖通過提出加強美國對越南的幹涉，不斷提高對貧窮的關註，以及改善本區擺展居住條件和工作狀況的重要性等問題來猛烈攻擊那些改革派。事實上，在競選的最後，所有候選人都對霍恩翩綱領作出反應，認為越南問題是令人費解的，不正常的。不過，就運動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紐約、伊裏遊、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黨顯然是站在黨的自由派的立場上，但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控制的問題，而越南問題、核武器和公民權利與該宗旨並無多大關系。另一方面，雷恩認為議會是制定國家政策的地方，程序問題使他毫無耐心。
　　改革運動是美國政治新風格的一個早在體現，大批中層職業人士和小工商業者參加了史蒂文森的競選運動，這使民主黨成為一個群眾組織，成為一個超越領導人聯盟的勞工、黑人、職業政治家和一部分資本家的群眾組織第一次有了可能。在這裏，中心問題是純潔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權利和經濟公平，雖然，毫無疑問，運動會成為解決這些傳統問題的手段。實際上，這一新的政治階層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就是其典範人物，來自南達科他的歷史教師喬治·麥克高文（George McGovern）獲得了總統提名，成為政治家。
　　雷恩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失敗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議會的席位。他的以經濟公正問題至上為基點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臺。後來，他通過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無休止地秘密調查這種相當古怪的方式重新進入了60年代的話語中。
　　整個60年代，我都與伊夫林·利奧普爾德（EvelynLeopold）保持著友誼。雷恩競選的時候，他正在參加考什競選的那些主要的活動。考什是代表村獨立民主黨參加競選的，當時，伊什林與數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住在西區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編輯道格拉斯大學學報的時候遇見他們的。海登那時是《密歇根日報》的編輯，正組織大學學報的編輯們爭取公民權利。我第一次來到二十一街，是漢伯接待了我。他是當地居民，現在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負責人。他身上沾滿了油墨，哈靈頓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視為有經驗可信賴的顧問一類的人物。與他的妻子凱西（Casey）住在公寓裏的海登和哈靈頓一樣是有著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中產階級的半西方人。像哈靈頓一樣，他舉例說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帶出教堂，但卻不能把教堂從孩子心中帶走”。
　　湯姆和艾爾那時正在為這個相對年輕而又規模很小的組織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這個會議將於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倫港舉行。湯姆負責起車組織的政治宣言。他剛從南部旅行回來，在那裏的一次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中，他被當眾好揍一頓，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一個家生命投人冒險的人。作為第一任“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主席，他顯然是最知名也許還是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但他決不是唯一的一個。他使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運動體現了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參加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這樣的大學校園裏。“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聖誕節和夏季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其他時間人們通過信件、電話和兩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的校園訪問來保持聯系。由於它的一些成員也是那時很有實力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重要活動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學裏的重要政治家、編輯，所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變得非常引人註目。盡管它在數量上還無足輕重，但還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就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了有成效的幹部會議。它成為不斷發展的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學生爭取參與校園決策的鬥爭的一個真正講壇。它也為學生和平運動提供了契機，有助於學生和平聯合會的成立。
　　當時，我可能誤解了民主改革運動，但是，我不會弄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道德至高無上的信條。這是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主旨最為清楚的表達：力圖讓生活充滿一種現世的精神和道德內容，賦予日常生活以個人意義和目的。
　　改革民主黨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都相信他們自己是新的歷史的主體。學生作為黑人或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他信條只不過是這一代人把自己與舊的勞工哲學區分開來，宣布自己有能力來命名那壓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種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資料，後由海登寫成的《休倫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個自由爭論的輪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強調了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後的一代，這一代不僅為自己擁有最優秀的頭腦而驕傲，而且也宣稱自己具有的主體性。
　　“參與民主”，為“人民”而奮鬥以“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目標明確地反映了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些太年輕而又遠離直接權力的學生無法擔當民主改革的選舉大任，但是他們痛罵那些現存的機構。這是一個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來取代原有的控制機構制度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改革只是在取消現存政治權力的範圍內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實際上已經和伊夫林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們從辦公室下班回家，我從工會回來，我們會馬上投入到關於勞工運動、公民權利、民主黨和肯尼迪政府的長時間討論中去。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的政治團體，他們承認他們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尋找同盟軍。海登試圖從瓦爾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聯合汽車工會（UAW）得到資助，於是他去了底特律與他會面。但是，盡管讓學生組織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漢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鮑伯·羅斯（BOb R。88）和其他人並沒有討好工會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相信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聯合在美國的政治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確實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屬於過去的力量，應該被廢除掉。通過妥協和尋求暫時的聯盟，他們確實在尋找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來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
　　在這一意義上，《休倫港宣言》在延續美國民主政府的傳統觀念、個人主義倫理、社會公正和拒絕社會主義話語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過完全忽略蘇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與舊有的左派決裂了。在白勞德伯爵（Earl Browder）於30年代提出“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這句口號之前，就有人嘗試發明本土的激進話語。這裏原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或工人階級統治，但是卻有“參與民主”和米爾斯（MillS）、維伯倫（Thorstei Veblen）的傳統；拒絕表述清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
　　帶來這一切的並不單單是冷戰，而是一種與激進的過去、宗派的爭論、外國的亞文化和毫無結果的計劃從根本上決裂的熱情。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並非令人反感，只是它與現在的目的毫無關系。因此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促成組織的團結——海登和他的朋友們明白這一點。
　　這一新左派的歷史學家經常嘲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任何會議上都花一半的時間先討論會議議程、確定爭論的原則。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有時把這種奇怪的程式歸咎於他們的缺乏經驗或是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這種批評誤解了新左派的本質。用一個詞來概括，新左派的本質就是“過程”。這表明一種宗教體驗的回歸和昨天紅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們極其詳盡地制定出個人的和程序問題，以此作為一種把個人的東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種憑感情而言是憑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創造一個社會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全國性會議就是一種魔咒的放縱和泛濫。修辭的重復，程序的爭論，道德對善、和平等的召喚都是建設社團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種心理的政治體驗。在將傳統的政治相互影響變為人們所描述的“運動行為”當中，“過程”扮演著瀉藥的角色。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黨走向分裂。
　　從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會議室內。這一工作實際上從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是，那時我的興趣還不足以把我帶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會議上來。我是被《休倫港宣言》的余輝卷入這些會議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杜波依斯俱樂部也向會議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他是個叫做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夥子，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人們認為沒有什麼害處。但是，當一個善意的共產黨人被允許旁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大會的消息傳到工業民主同盟那裏的時候，頓時一派嘩然。會議（已經成了新左派傳統的一部分了）期間，哈靈頓和其他委員嚴厲痛斥學生民主社會黨領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於30年代和40年代曾經有過親眼目睹共產黨統治美國左派那種痛苦的經歷，作為忠實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產黨不只在各種問題上犯有錯誤，而且它在會議上的出現也不利於民主左派的重建。這不是一個政治差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和專制能否共存的問題。
　　如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袖們幹脆同意禁止共產黨人參加以後的會議，這一事件就會平息下來，因為從來就沒有任何決議允許他們參加進來。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卻選擇了把整個事件當成新老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正面沖突之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尋找其他可能的渠道與勞工黨和自由黨進行接觸。前工會組織者、當時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雷·布朗（Ray Brown）、我、還有其他幾個人被邀請在全體大會上發言，主持研討會，隨時準備作他們的顧問。那時，我29歲，雷·布朗比我大一點。大部分學生已經進入研究生院或為自由組織和和平組織全職工作，年齡相差不過五到八歲，但卻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都相信一個新的運動正在誕生，如果不擺脫過去的束縛，它就不會成功。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一樣，我相信共產黨有些令人生厭，而且也相信反共產主義是50年代災難的根源，勞工和進步運動由於在對待像蘇聯這樣的問題上存在的偏見已經嚴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賴特·密爾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維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樣，相信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運動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義的主張之後才能發展起來。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產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產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系，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是不得已才為共產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產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但是，新的運動註定要拒絕以前人為榜樣，它既不選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道路來作為其創始人在麥卡錫時代投降之後從道德上進行補償的歷史替代物，也不選擇30年代夢幻破滅了的激進知識分子所走的冷戰自由主義的道路。相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是後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有組織的表達。他們的思想主要指向恢復業已衰退了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確切地講，是建立人人參與的新制度以取代現存的官僚機構。問題是如何利用已經存在於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顛覆因素。對於新左派來講，如果不是否定的話，談及蘇聯遺產的問題就毫無意義；舊左派的各種團體對實際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特點偏執地堅持被認為是左派在美國生活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新左派非常關註種族問題、第三世界革命問題，把公民權利和獨立運動與恢復民主聯系起來，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將有助於重建中產階級的道德。
　　多數新左派都對一種集體遺忘癥負有罪責，他們拒絕這樣的思想：歷史知識和生活傳統能夠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行動和體驗高於歷史和記憶。在這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廣泛傳播的信條：“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他們還認為老人們很自然地會以某種方式被記憶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為的習慣所困，是應該被埋葬的一代人。類似這樣的觀點只能給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僅僅如此，還有一種被薩特稱之為“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執的恐懼。換言之，承認行動的極限就是對失敗的追求。毫無疑問，這一謬論產生了一系列的災難。不走運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有一個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去幹涉黑人貧民區和白人底層聚居區的活動，這產生了很強的宣傳效應，但對居民們卻沒有任何的好處。1963年，海登和卡爾·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戰略性的文件《邁向窮人的多種族運動》。
　　在這份文件裏，通過將學生和其他中產階級類型的研究和組織技能與窮人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他們為一個多種族的聯盟進行辯護。作者相信窮人這一“階級”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諸實踐，從而使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進入了紐瓦克、巴爾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學生運動也進行了沒有多少種族色彩但同樣鼓舞人心的努力，他們在黑人孩子中實行掃盲計劃，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萊姆地區的罷工。但是，文件中沒有說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過幫助黑人獲得自由才能夠有所補償。這一責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國傳統的廢奴主義概念一樣不再新鮮。
　　社團組織、選民登記（主要由南部黑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j組織）和教育計劃向自由黨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發起挑戰，從而為廣大參與者提供參與的便利。學生激進分子為改善居住條件、工作和收入狀況而鬥爭，反對酗酒和吸毒，矛頭直指自由民主專制的一面。
　　這些計劃大多在數年間便告終止了，但它們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教訓。拿紐瓦克計劃來說，在幫助實施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的時候，我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紐約抗租罷工得到發展，我出任紐瓦克的克林頓·希爾睦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直幹到1963年。這是一個以保留社區多種族特色、提高生活條件為宗旨的組織。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該委員會成功地抵制了聯邦負責的城區重建計劃，從此聲名鵲起。聯邦城區重建計劃是由多個公司和自由黨人操縱的計劃，是政府改進陳舊的老城區的關鍵步驟。雖然該委員會在這一變化迅速的城市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減緩人口遷移的進程，但是，我們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經濟的力量十分強大，難以阻擋。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決定向校外組織作出承諾的時候，在許多人當中，他們找到了我，咨詢應該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員會邀請了他們協助工作；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無意安排的結合。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組自稱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並在該城市的南華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學生組織與委員會之間很快便產生了沖突。委員會把很多有興趣以實施準則和其他方式保留鄰居關系和財產價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視為自己的成員，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則把這些對象看成既有限又無可救藥的中產階級，因而與委員會分裂，逐漸將其所稱的轄區移到希爾下區，那裏的人們更貧窮，房屋更破爛不堪。在那兒，他們不僅劃定了一塊地盤，而且還分清了與委員會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他們認為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的居民經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階級的居民希望鄰居更安全，學校更好，街道更清潔，路燈更亮。而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地區生活，兒女缺吃少穿，靠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的窮人則需要政治權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因而，對於這些絕望的選民來說，更適合他們的形式是聯合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會在選區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時候，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則因為大多數來自下層的成員沒有進行投票登記而主張直接行動。這不是一個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團結最多數居民的問題（這是委員會的政策），而是一個弄清窮人與富人、人民與國家之間差異的問題。後來，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被迫為它在選區政治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辯護，圍繞著候選人和議程的具體問題，他們達成了傳統的聯盟。但是，這一組織在單一問題聯合基礎之外就社區組織的新政治進行了闡釋。一個聯合會不再包含貿易或藝術的內容，而是一個社團，一個大眾從分離達成融合的場所。
　　不論從宗派主義還是政治淵源來講，這一革新都是驚人的。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義傾向和個人的權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經成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的領導人。但是，真正使這一組織有意義的卻是它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的象征（如“社團”和“聯合會”），承認窮人自我表現的需要。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為後人向流行的再規模式進行挑戰提供了榜樣。在美國政治中對新左派進行闡釋的並不是他們建立的組織，而是對民主和集中對立統一的結構，對利益和社團對立統一的結構，對選舉和參與對立統一的結構。這種結構實際上為60年代後期多層次的運動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
　　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向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沖動的產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裏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裏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裏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註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裏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系，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公有社會的運動是天真的，它們的成功，大的方面講，取決於美國長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講，取決於越戰產生的經濟膨脹。確實，“參與民主”的觀念、理想社會的觀念、反文化的觀念是過於武斷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也是過於具體的。但是，將其特征歸結為階級根源，或者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作為自我陶醉或更壞的東西而一筆勾銷，實際上就是從社會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物。
　　在60年代確實有兩種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從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組織傳統的選民的人。第二類是文化的激進主義分子，藝術家、作家和尤為重要的搖滾樂手及他們的聽眾。對他們來講，性愛革命是一種政治運動。辨別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即使它們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們之間也還存在著相互明顯的敵意。文化激進分子認為，國家及其機構內部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是與眾不同的自由，從政治方面講是脫離政府的自由。這一信條並不妨礙他們的政治行動，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園和其他地方進行吸煙聚會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動，這些公開的違法行為明顯表現出他們蔑視一切的態度；在下東區、舊金山的黑什伯裏和其他城市搞建築藝術和文化社團；在咖啡館朗誦詩和故事；新的衣著方式，新的性標準，以及暗中傳遞毒品的音樂會等等。
　　像“性、毒品和搖滾樂”這樣的口號沒有能夠遍及60年代社會現實的很多階層，經濟的反傳統文化群體，村落和各類其他社區最終屈服於人際間的爭吵、外部的經濟壓力，或政府機構的挑撥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都無關緊要。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不是這一代人那種誤把人數增加當作是政治權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賦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這些越軌的行為只不過是歷史遺忘癥的表面現象。美國的過去和其他國家的過去一樣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國家的過去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樣重。區別在於美國人普遍認為，只有那些光榮的部分才構成他們的傳統，是美國人就應該克服一切困難。因此，新左派在雙重意義上是美國式的：它試圖為今天創造一個新的過去，而不是追尋真正的過去。它用一種尼采的方式宣稱他們的願望終獲實現，並有無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來。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跡，從根本上不同於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法國，“一切力量在於想像”的口號代替了所有的傳統關懷。
　　當時，學生和青年運動的很多老朋友都驚訝於新活躍分子的傲慢與自大。我們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界線的忽略歸於他們的缺乏經驗、傲慢和妄自尊大。當然，這些大多是準確的。海登對批評無動於衷；卡爾·惠特曼，這個真正發起紐瓦克計劃的人，其說教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樣為他們的組織無所不能這樣的幻覺所困擾。這些因素都是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其他團體，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西海岸自由之聲和反戰活躍分子，以及北方學生運動之中產生反對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為他們帶來了成績。1965年4月，華盛頓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反對越戰而舉行的宏大示威遊行。但是，該組織沒有針對這一事件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以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人士和激進分子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而像馬斯特、斯陶頓·林德（Stoaushton Lynd）、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為四月遊行和壯大的反戰隊伍進行聯絡工作。令人震驚的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仍然相信他們的未來有賴於在窮人和邊緣團體中間建立地方組織。這一觀點的主要傳播者是海登，此人後來成為有名的反戰活躍分子。
　　1964年，維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辦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從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帶到了紐約。雜誌是由學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導下發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現在人們廣泛認為是他領導了美國歷史文學創作派，也被人稱為修正主義派。威廉斯與瓦爾特·米爾斯一起公開敦促年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躍分子同一切傳統激進主義方式決裂，特別是同把神聖的歷史權力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信條決裂。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於美國左派的命運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
　　50年代後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學生。他們當中有些是來自年輕的共產黨國家的難民，像維因斯坦、戴維·易金斯（Dave Eakins）、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麥克爾·雷伯維茨（Michael Leibowitz）和羅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輕歷史學家，很多人還太過年輕，不能夠勝任領導50年代業已組織起來的左派。但是，他們同情激進的政治家。總的來說，這可能是那個時期所有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有才華、有頭腦的追隨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為一個新的左派的發展提供知識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個議題在新的年代一到來的時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爾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為這一知識分子先鋒組織在《休倫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爾斯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美國新左派的信條：放棄勞工哲學；不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陷入涉及蘇聯、中國或者任何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爭論；重新發掘美國傳統，特別是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承諾以及平等和團結，反對大公司在美國生活所有方面的統治；支持國外的民主自由運動，但不支持任何具體形式的政府——這些只是簡要的指導性原則，它們成為《左派研究》的綱領。
　　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誌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裏，他采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結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眾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決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向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復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線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在最早的幾期裏，斯克拉寫了一些關於威爾遜時代的精彩文章。在這些文章裏，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義的根源。斯克拉認為作為對公司經濟活動的規範，這些改革表達的決不是大眾對資本的權力，相反，它是國家和大企業重新結合的信號。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由國家操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是競爭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領域壟斷進程的手段，其結果不會出現更多的大眾權力，相反，只會更少。
　　威廉斯、科爾克（Gabriel Kolko）和維因斯坦等作家合寫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國家》（1966）發展了斯克拉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形成了美國20世紀的新觀念。“共同自由主義”可能成為60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信條。此外，20世紀的平民黨、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團體不是有意無意地被當成客觀的社團主義者就是被斥之為受到嚴重誤導，拒絕明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代替社團政治。通過顯示社團本身也需要改革——雖然這一點已被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誇張——新左派歷史學家還希望說明人民陣線政治毫無意義，而共產主義者卻根據這種政治認為民主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切實可行的政治舞臺。因為，舉例說，如果新政只是脫離軌道的極端主義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麼，30年代共產黨的成功無疑是社團自由主義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為傳統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戰摧毀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受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致命傷害之前，共產黨一直是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們認為就算可以無視共產主義對工業聯盟的貢獻，那麼不管工業聯盟是否從工人的觀點中獲益，它都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毫不相幹。《左派研究》並沒有走得很遠，並沒有對勞工哲學進行抨擊，因為它的大多數編輯仍然相信工人階級的主導作用。但是，盡管它們經常罷工，經常與個別雇主發生糾紛，它確實認為美國工會是社團自由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對手。
　　在維因斯坦到東部去了以後，因為大部分的編輯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裏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達爾（Lee Baxandall）以及海倫·克萊莫（Helen Kramer）開始尋找新的編輯。在他們到達後沒多久，《左派研究》組織了一個歡迎會，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後期，當我還是紐約一個中學活動組織者的時候就認識維因斯坦了。我是立足於東北地區的石油、化工和汽車工人的國際代表。他邀請我加入《左派研究》編委會，我答應了。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裏，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編委會的活躍分子。吉恩·基諾維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編委會；同年，美國作家諾姆·伏魯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們的聘請，他在英格蘭居住時曾是《新左派評論》的編委。此外還有作家兼批評家、伏魯西特的大學朋友阿蘭·楚茲（Alan Cheuse）。此時的海登呆在紐瓦克，歷史學家林德則剛剛離開了耶魯大學。
　　編委會從一開始就因思想路線的不同而有了內部的分裂。看到一個由知識分子和活躍分子組成的組織出現了分裂是會感到有些離譜，但是ig65年以後的每一次會議都反映了這一組織在某些方面存在著類似的爭端。最主要的問題是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和團體有多麼重要，他們應該如何對待。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幾乎不掩示自己對學生、反傳統文化群體和公民權利組織的輕視。充其量不過居高；閑下地對他們作出一到和藹可親的姿態。其主要任務是針對當時的重要政治鬥爭提供不間斷的社會主義分析，用武斷而又尖銳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過去進行評估。在刊物的政治態度方面，我基本上與維因斯坦站在一起，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否定壟斷資本主義，刊物應該用具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代替美國的激進主義。同時，作為各種新運動的參與者，我擔心基諾維斯的老左派主義會摧毀刊物對各派創新精神能夠很快接受的特點。不幸的是，與在美國左派問題上的很多其他爭論一樣，這些爭論太過經常地形成對立：不是新的社會運動，就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雖然有人尖銳地批評僅左派的立場）。
　　最後，大家都同意對各種組織以新聞報道和調查的形式進行批評。我為《左派研究》撰寫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關於勞工運動和社團組織的，是從社團自由主題的角度寫的。其觀點總是向改革派清楚地顯示沒有采納日晚的社會主義或反壟斷觀點的激進組織和社團的本質。經常得到伏魯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認為運動就是一切。雖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個托派分子，出身於一個有名的左翼學者家庭，但他深受馬斯特激進的反戰主義觀點影響。由於歷史學家們奇怪地低估了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領導的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對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動進行回顧還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裏，馬斯特是衛斯理教派一個傳播社會福音的牧師，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組織了美國勞工黨。這一組織在1934年托勒多那場著名的汽車工人罷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那場罷工是為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的三場鬥爭中的一場。在一次嘗試問托派分子進行合並的災難性的慘痛經歷之後，馬斯特向著宗教左派的立場後退了半步。從30年代後期到1968年逝世，他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和平主義組織，最有名的是和解聯誼會（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戰爭抵制者聯盟（WarResisters League）、種族平等聯合會（CORE）。一戰期間，地勸告一些應征入伍者從良心上反對戰爭。這些人中就有後來成為和平運動中反戰派的繼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幫助明確了核裁軍運動的目標並抵制征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為制定反戰聯盟的無例外原則而奮鬥，以使共產黨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進派都能同獨立的左派、自由黨，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一起戰鬥。在這一原則下，將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馬斯特成了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有卓越才幹的激進分子的組織者。他的觀點問共產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沖突。雖然化尊重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進步的立法議員們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導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將其作為實現社會變革最好最道德的對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義在美國最傑出的倡導者；但同時他又實行一種獨特的列寧主義，並把它作為一種組織手段用以領導美國激進的現實政治鬥爭。表面上看，馬斯特實行或建設實行一種不確定的組織方式，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幹預，包括和平、公民權利運動、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諸多方面。他以個人的聲望與正在發展壯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關系。他平靜而堅定的談話方式，他在政治上明顯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輕的人，特別是正在尋求社會自由黨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進分子。他在50年代業已衰竭的左派主義中發出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來說，直接行動不僅是達到具體目的的激動人心的策略，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邊，你就正擔負著見證人類不平等，見證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經超過建立一個可以共享的公共設施，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林德就深受馬斯特的影響，我也一樣。
　　馬斯特自己有其隱含的理論，認為學生／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員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雖然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熱情，但是，馬斯特仍然在尋找另一些願意為拯救人性獻身的人，願意為喚起人們註意社會不公平、發動改革而奮鬥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隨者——中產階級——的力量。這些追隨者中，有些成為公眾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誌大多仍然默默無聞，他們是職業的政黨工作人員，極富創造性，願意為了理想長時間工作，同時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馬斯特死的時候，他的合作者分裂為不同的思想傾向。“走向和平”組織的鮑伯·吉爾摩（Bob Gilmore）頑固地滑向和平運動的右翼，變得越來越反共，在風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為這一組織的主流。貝雅·拉斯丁在與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組織了華盛頓大遊行、獨立組織了紐約激進分子群體之後，成為菲利浦·蘭道夫協會（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協會走向黑人自由運動中好戰派的對立面。拉斯丁總是徘徊於激進的反戰主義和對聯合陣線（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極端的忠誠之間。最後，他與工人聯合會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陣營裏，在60年代民主解放運動覺醒的時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義信仰。作為主要的和平主義活動分子，他超越了馬斯特；但是，他缺乏後者的權威和妥協的才能，同時也缺乏使一個組織保持思想靈活的必要素質。
　　我第一次遇到馬斯特是在1963年，那時我任礦工委員會的主席，正在尋找名人為我們捍衛肯德基礦工權益的努力助陣。漲時，礦工們正被控以陰謀罪接受審判；他們未經許可便發動了罷工反對公司以及他們自己腐敗的工會。馬斯特當時在一些宗教圈子裏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幫助我們聯絡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長、民主黨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此人現在變成了一個環脾氣的治鬥士。但是，直到反戰運動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漸認識了馬斯特。我們坐在一起，協調委員會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員會開始得到發展壯大，隨後就爆發了勇敢的、紀律嚴明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華盛頓大遊行。我們都住在上西區，是鄰居，因此我經常在會後驅車到他西90號公寓的家。我了解到，大眾心目中那個神聖的、性情有些暴躁的鬥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馬斯特是一個戰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絕對他相信反對美國幹涉的鬥爭是大眾激進運動的關鍵。他要求我也相信這一點。
　　後來，我成了和平勞工網絡的一分子。那時，六十五區的錫格·倫斯（Sid Lens）、托尼·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衛·利文斯頓（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聯工人聯合會的高爾曼（Pat Gorman）、服裝工人聯合會的弗蘭克·羅森布魯姆（Frank Rosenblum）．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伊米爾·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資助下進行網絡的組織工作。馬住其是石油化學工人聯合會的常委之一，很顯然，他也是反戰運動中勞工黨最有才能的群眾活動組織者。當時，我對他的謹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過批評，但是他能夠聽得進各方意見。鑒於美國工人長期以來的反共情緒以及他們認為戰爭工作會消滅失業現象的態度，鑒於喬治·米尼（GorgeMeany）對任何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公開表示敵意，馬佐其因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當然，我早就退出了，因為1966年之前，在工會內外的反戰活動中，我已經變成了公眾人物了。
　　在馬斯特的影響下，1965年8月，林德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目的是為了給許多正想發動窮人、學生和黑人的新團體提供一個論壇。《無人代表者的議會》，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旨在抗議有代表參與的政府的虛偽，宣稱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參與。該書促成了新反戰運動第一個全國性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這是一個由我和傑利·魯賓、弗蘭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領導的委員會。
　　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系，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制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決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盡管林德那種緩慢的道德說教式的西海岸話語有的時候讓紐約人覺得無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編委會的內部分歧並不是因為成員的性格各異，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分歧。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的確是因政見不同而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但是，他們仍然分別是徹頭徹尾的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海登和林德則對“運動”這一概念有著極深的宗教式信仰，他們爭論說《左派研究》應該報道正在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活動；這一論點得到了其他委員會成員的贊同。論辯的中心議題是雜誌究竟有沒有權力和責任去批評這些運動。海登尤為堅持，認為外面的知識分子應該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們在當代政治話語裏的中心地位，並置身於普遍的解放運動。
　　這涉及到雜誌作用的中心議題。這些年以來，《左滋研究》也許是數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響以及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刊物。雖然發行量並不是很大，但它所刊發的文章卻廣為人們所討論。它的編輯都是運動中全國知名的人物。它的觀念被認為是最前衛的。維因斯坦、基諾維斯，還有我都把這本雜誌看作是一個公認的新社會主義黨派的理論喉舌，這一新黨派將在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中逐漸獲取領導權。放棄了舊有的左派組織在我們並不意味著喪失了組織一個大眾的社會主義黨的希望。這個大眾社會主義黨可以推選自己政府部門的候選人，擔當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最終在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中建立影響。海登、林德和伏魯什特認為，這些與現實太過脫節。他們及新的激進的一代並不想把自己局限於主流政治這個圈子裏。相反，他們正在尋求一種方式，通過行動去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和個人存在，去建立一個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礎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從這些論戰中，你可以看到導致運動在60年代後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維因斯坦認為，沒有政治方式的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經常是精確的批評卻沒能應對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論點。在他們看來，要建立運動，必須為好多議題而奮鬥；這並不意味著想要去改變現存的社會，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維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舊左派明顯錯誤的經濟決定一切的論調；海登和林德則對政治本身發起了挑戰，認為政治作為一種控制的形式，其壓迫性遠甚於經濟剝削。
　　我們這些委員會裏的社會主義者也沒能駁倒新激進主義的第二條原則：對個人絕對控制權的渴望；個人的權力已經被代表制的政府、工會官僚和非個人的大機構系統地剝奪。新左派意欲將權力重新還給個人（這一提法同通常會混為一談的“還權於民”不同，後者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口號，其中個人利益是附屬於集體利益的）。在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後來的吉爾斯·德魯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責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導一種微觀自由政治來對抗維因斯坦、基諾維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觀政治。
　　維因斯坦最終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強化了諸如階級鬥爭、社團又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馬斯特的妥協立場的，他對萌芽於個體性的、精神恢復的和愛的運動更感興趣，此時的他對從理性主義的概念，即聯盟、聯合及政黨集團發展而來的政治策略不感興趣。革命將重塑我們的人性、讓我們回歸自己，並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重建我們的“人種’L運動必須以尊重其主體尊嚴為基礎、否則它就將不可避免地倒退回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裏。激發這種理論的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義左的傳統，而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林德後來同愛麗斯·林德合寫了一本書《等級和檔案》，他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在這本書中，工人們自己站出來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奮鬥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編委會內部的分歧日益擴大。當林德、海登和伏魯西特知道已無法控制維因斯坦的立場時，他們最終還是辭職了。維因斯坦隨後於1967年解散了雜誌並遷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後，在那裏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即現在的《社會主義評論》），這是一份尋求一個新政黨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維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組織了新美國運動（NAM）。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包含了公有社會和傳統激進政治的原則。從一開始，新美國運動就更接近於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議會政治的思想。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對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是由哈靈頓、豪和其他人於同一年建立的。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反倒比維因斯坦自己的組織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一樣，林德和海登也是嚴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運動首先必須是一場美國的運動。這種左的孤立主義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全球美國壟斷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如尊重。他們都想在美國傳統之上建立運動；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傳統是相互對立的。林德推崇梭羅，而海登在密歇根寫的碩士論文是關於萊特·米爾斯的。雖然維因斯坦從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受益良多，並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讀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至於基諾維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經改造過的意大利派的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信仰一個多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推崇葛蘭西（Gramsci）；但是，他也對建立一個有朝一日可以對執政府權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政黨感興趣。1964年，當他還是拉特各斯大學資歷不深的歷史教按時，就宣稱他看好越南的全國解放陣線，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向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麼也不甚了了。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家；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誌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產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克拉盡管已不再參與雜誌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在最初的幾年裏，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內的幾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漸卷入了一場重要而局部的運動——反戰鬥爭。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戰爭的逐步升級，在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註意。隨著1968年大選的來臨和。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海登、秋林格、魯賓和阿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戰領袖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註意力轉向那個夏天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的選舉。民主黨的許多人並不在乎實際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議深深地動搖了民主黨之後，有些人確實被選舉政治所吸引。但是，運動的組織者多數是馬斯特的學生，“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老領袖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文化激進分子如霍夫曼，他們仍然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抗議和對抗將清算我們文化中的罪惡：反戰運動是一個表達大眾意願、揭露選舉代表制的虛偽、發動人們起來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機會。只有少數人把運動作為改變國內權力關系，建立一個新的反帝聯盟的手段。
　　那時，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的文明墮落的表現，是和資產階級理性與科技理性一樣無用的表現。反戰示威，直接沖突，是一種補償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萬的青年正在芝加哥與警察進行搏鬥的時候，年輕的運動也在走向分裂。此時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已是一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全國擁有數萬成員，但也受到宗派爭吵的困擾。爭吵是從1967年一個毛主義派別進步工人黨的加入運動開始的。進步工人黨組成於1960年，是晚近從共產黨派生出來的一個組織，它的產生部分是因為中蘇分裂的結果，部分是因為持不同政見的人認為共產黨是毫無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進步工人黨發現學生運動遠不是中上層階級子弟的娛樂，對其進行政治介入確實是有價值的。進步工人黨使一貫質樸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成員們第一次不得不宣布他們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進主義和強烈的反戰立場進行一般地結合。進步工人黨推出了他們精心設計的馬列主義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它從未準備背離自己的組織而加入當時還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組織。因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們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駕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學生活動分子已經畢業，加入了反戰行列、工會、社團組織、學術研究，或者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主流政治和職業。原有的新左派主義者大多已經進入了媒體。那時，不得不站起來回敬進步工人黨的是全新的一代領導人。有一段時間，他們試圖重新闡釋上一代領導人留下的不夠明確的思想理論：青年是一個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鋒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早期的領導人從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先鋒隊”或“歷史的主宰”。對他們而言，歷史的主宰是“人民”——窮人、黑人——簡單地說，是英和反國家的立場進行辯論外，他們不願意更進一步。他們的後人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思想的鬥爭，只能面對堅定而又有能力的進步工人黨。此外，在要組織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形勢下，誰都不能否認毛主義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成就有著明顯不同的毛主義對女權主義有著很深的影響，而且使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黑人走向激進。它還成了那些放棄改良主義卻又無法認同蘇聯的多數激進分子的庇護所。
　　類似“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這種論辯，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為人所知是因為這次討論是公開的，有著直接的組織影響力，並且，發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裏。從1965年以來為反戰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工入黨現在向它挑戰，指責它以最低要求的口號限制了自己的發展，而把廣泛的思想政治問題留給了（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列寧主義先鋒隊——這是一種對歐洲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意無意的直接反對。其他組織也這樣幹涉。到了60年代末，整個獨立的左派都在爭論是否把不同的組織轉變成一種黨的前期形式，如果轉變的話，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對應於激進運動的較大的分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裂成四個主要的派別。
　　第一種傾向是革命青年組織，它馬上一分為二。第一個派別後來變質為“他下氣象”、“草原之火”等組織。他們認為美國現在處於革命前的形勢下，按照舊有的觀念，爭取政治權力的武裝鬥爭即將爆發。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見的力量是受壓迫的黑人大眾和被忽視的反傳統青年。這一聯盟堅持以示範性的暴力行動來反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將最終摧毀現有制度。現在，批評家們經常認為“地下氣象”組織是虛無的、幼稚的和不負責任的、偏執妄想的。某些低級刊物還因其性試驗、精英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行為指責它們。但是，他們會感到，“地下氣象”的成員是他們整個這一代人共產主義無政府沖動的延伸。他們誤讀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團體一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政府和大企業中被壓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預言法西斯主義會隨時出現。結果，他們從事冒險的、象征式的暴力行為，以表明現有制度的脆弱，顯示他們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有時是田園詩般的行為與重建一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完全脫節的：假如一個人接受了多元主義只是權威的另一種形式這樣的前提，那麼這些來自明顯封閉的自由主義話語世界的“行為批評”還是有情可原的。
　　對現存世界的總體批評需要對全體人口進行廣泛的調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這樣的例子。“地下氣象”的悲劇在本質上並不是由它的行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國完全錯誤地等同於上述國家所造成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它們怎麼會犯下如此愚蠢的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就在於社團建設的性質。像其他社團一樣，它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話語，加強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種“家庭式”的表達。正像每一個家庭都會產生一套行為準則、價值、習慣，“地下氣象”組織的人也堅持它的成員必需接受加入組織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組織的時候必需的嚴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嚴格的對組織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制度。組織有效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以適應它對現實的介入方式。“地下氣象”組織繼承了新左派的傲慢與自大，並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唯我論的形式。他們的感情、觀念和思想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表現的。他們變成了在學校、在街道等待著指導把他們送入戰鬥行列的廣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氣象先鋒隊——的論壇。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義者，都無可救藥地陷入了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註定不能夠為歷史作出真正的貢獻，因為他們已經被人利用了。地下氣象派的暴力最為激烈地表現在語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動如銀行爆炸上。這些青年被一種深厚的正義感所驅使。後來，他們又被明目張膽的取代主義鼓動起來。群眾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導師，而地下氣象家族也不得不對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覺醒。
　　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Davidson）、麥克爾·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采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線。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裏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向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後來組織了“麻省公平負擔協會”；保羅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們建立了中西部學院，訓練社團和“公民行動”的組織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動聯絡會的領袖，後來建立了爭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協商會；當然還有海登本人。
　　歷史地看，這一群體在人民陣線的意義上講是老左派。他們的任務是把像環保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外圍組織這樣的新選民帶入工人自由黨的聯合中，並為民族政治議程帶來新的議題。後來有一個為安全、幹凈、廉價的能源而奮鬥的議題成為70年代布斯領導下的聯合政治的中心議題。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可能是這一主流傾向的典範形式。它聯合了“能源和利用”組織、工會和公民團體，開展了反對大公司運動，反對那些應該為提倡和制造核能負責、為提高石油和電力價格向立法委員施加壓力的大型公用設施部門。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是新的公民組織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的基本榜樣。除了反對大公司這一點，新公民團體大多拒絕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政治。近幾年，公民行動聯絡和聯合組織已經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重新加入了當地的民主黨政治，對扭年代和40年代的進步政治在原有指導思想方面進行了重新改造。但是，從一開始，選舉政治就附屬於超國會的立法機關和街道活動。雖然60年代湧現出很多主流的東西，但是它們把這一些統統拋在身後，而在民主黨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種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須向是新女權主義組織的形成，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及。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和反對男性新左派性別主義中形成的極端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反戰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反傳統文化群體都有一個基本看法：對一個男性領導者來說，女性是油印員，沖咖啡、做飯的人和床上伴侶。在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中，雖然女性在成員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憶不出任何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當運動進入社團組織或群眾反戰活動時，女性應該在實際工作中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經有過的話，她們也很少被當作領導。至於社會反應方面，我記得有幾個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組織白人母親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凱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貝蒂·加曼（BettyGarman）；紐瓦克的吉爾·漢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確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領袖。但是，我也同樣確信，她們受到了大量的辱罵，人格也受到過侮辱。在《左派研究》編委中，在主要的反戰聯盟中，在反傳統的文化團體中，我們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權主義運動遠非一代人的特征；它代表著、發動著、體現著女性本身作為一個大的性別團體的利益。
　　第四個傾向雖然規模很小，但並非不重要。有這一傾向的團體保持著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會的目標和美國社會的民主革新。傑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魯斯（Bruce）、凱西·布朗（Kathy Brown）、保羅·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茲·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作家和公共活動家。在思想方向上，他們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確實是反政府主義者和反官僚主義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這一傾向。對於我們來說，新左派的兩個悲劇是列寧主義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義的聯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回到了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羅莎·盧森堡（Rusa Luxemburg）、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及後來薩特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在新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摒棄了無效的政黨政治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同時，我們努力保留工人委員會的反議會、或至少超議會的觀念。我們贊揚削平代後創意大利未經工會允許的突然罷工，我們從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靈感。
　　這一傾向並不是一次運動，但很多新刊物都有著同樣的觀點。一些地方組織的活動都是通過它們得到啟示的。最終，這種新馬克思主義激發了其在大學裏的復活。這種傾向雖然逐漸消失，但是今天它作為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在激進分子中仍然在廣泛的活動範圍內保留了下來。
　　60年代，我退出了工會，決定與我過去的職業政治生涯告別。1966年，我被指控“在勞工運動中領導了共產主義反戰的陰謀活動”，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於是，我在新左派組織中的正式活動便結束了。出於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學和原子能行業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對右翼的壓力作出了反應，把我派往加勒比執行一項組織任務，這樣便避免了不得不開除我的局面。最後，我向組織清了假以撰寫《虛假的承諾》一書。而後來，我回大陸旅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議我去看一看紐約反貧窮組織的人們。接著，我接到了前工會人士、機械師、就業部的部長助理鮑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雇請，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厭倦了旅行和汽車旅館，厭倦了工會的日常工作。雖然對我來講，工會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部分，但勞工領導人的生活已不再屬於我了。
　　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著同樣的路線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制戴維·洛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裏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向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克松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莫尼漢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誤解》提到了1970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的一個專題小組討論會，我和哈靈頓都參加了那個關於反貧窮計劃的價值的討論。我有些隨意地提到該計劃最好的特點是聘用了很好的組織者，而莫尼漢就此作為證據，認為計劃被無可救藥地引入了歧途。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各種以窮人的需要為指歸的計劃是整個60年代最有趣的特點之一。這些計劃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活動（自經濟危機以來第一個救濟金權益方面的活動）提供了支持，使城區復興計劃沒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培養出了一代組織人才。他們通過工人農民的鬥爭以及公共事業領域尚未完成的組織，與公民權利、反戰和學生運動中的組織者一起，幾乎重新恢復了工人組織的活力。
　　這些社團組織者之所以不選擇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反對自我治理的社會的權力主義意識形態，毛派和托派的立場給他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馬克思主義對於理解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寧本人創立的列寧主義又不適用於我們社團的建設。我們相信，美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國際主義的，尤其應該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鬥爭考慮過來；但是我們更相信，它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美國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正置身於最活躍的反戰派的行列，對孤立主義的人民黨主義的危害性有著充分的了解，因此，試圖重溫美國共產黨歷史惡夢的危險更讓我們心有余悸。
　　“新共產主義者”侵入工廠組建工人先鋒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沒有成功，雖然從邏輯上講，他們也時有收獲。他們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擊敗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黨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會像1919年一樣背叛工人階級。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為了象征性地消滅敵人，他們使用著暴力的語言。
　　各種托派團體相比較而言就相當理性，他們拒絕用暴力行事，並不預言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但他們既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也強調先鋒隊的重要性。他們的工會工作更成功，這是因為他們支持卡車司機國際工人兄弟會、鋼鐵工人和電信工人聯合會中最進步的普通工人暴動，並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義的背景。但是，他們發現自己在改革鬥爭中反對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會主義好鬥分子，而對於這些人，誠實的契約和民主的工會是一種限制；而那也可能成為這種“打入內部論”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個重要派別“消失”了，成為與之相近的激進主義，包括為反對核武器及其控制機構的鬥爭，女權主義為社會自由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各類學科中確立了地位的學術研究。經常地，我們會失掉作為激進派的特征，這種特征並不是由宗派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後存在下來的數個社會主義派別所構成。很多激進分子都感到民族運動爆發的時機已經過去，左派也沒有機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傾向；它已變成了仍然回響在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中的一種亞文化，一種美國生活，但在別處，它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擁護者。
　　60年代後期，我已經成了那時新左派的主要周刊《衛報》的專欄作家，當時，它是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就激進派的策略進行辯論的地方。很顯然，我的任務就是拓寬由群眾運動創造的左派公眾領域，媒體也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寫兩類文章：時事政治和勞工運動發展的分析，以及歷史和社會理論方面的連載文章。內容有馬爾庫塞（Marcuse）的哲學，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工會的命運，美國左派的狀況等等。同時，我在下東區為爭取城區空間的鬥爭中仍然活躍。
　　在我而言，60年代結束於一群《衛報》編輯的抗議，他們抓住生產方式，抗議《革命青年運動》第二期那篇論新共產主義運動一個派別的文章。這些抗議人士是“地下氣象”的同情者，或是獨立的反權力主義者。1970年3月，我在群眾團體創建的另一份短命的報紙《解放了的戰士》上面發表了一篇譴責兩個派別搞宗派主義的文章，就此放棄了我的專欄，結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參與了在東哈萊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計劃，這也許是使義務教育運動經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動。為了在現行權力結構之內爭取空間，等待下一次機會，我們嘗試向官僚發起長期的進攻。那些建立新組織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日子永遠也不會磨滅掉這種感覺：這是一場防禦戰。我們現在正致力於保存我們60年代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成績。我知道，事情在變得更好之前總是會先變得更壞。
　　假如資本主義沒有違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許以美好生活的諾言，那麼，30年代的經濟危機確實不會產生一個廣受歡迎的左派。因為美國夢是經濟安全的同義詞。於是資本通過封閉經濟機會的邊界而摧毀了社會契約。當然，年輕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比那些掙紮在貧困線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長的同誌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幸運地有了一份工作，這並不就意味著尊嚴：做這一時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恥辱。到1933年，在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中發展的群眾組織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人，被納入新的產業工會和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手工業協會。
　　60年代的造反運動是由另一種被破壞了的契約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間重建美國夢的努力中社會制度的高度成功產生的結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從本體驗過文化的匿乏，這使他們有可能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貧窮視為後期資本主義道德墮落的信號。這些想法事實上是中產階級對郊區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為經濟安全的代價，消費社會要求其白人階級、中產階級受益者接受當前社會為歷史的最後階段。、對於新的歷史主體來說，這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代價：基於平庸生活的一種快感。
　　戰爭的結束把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眾的視線中移走。當活躍分子被迫回到經常以本地為基地的單一問題的運動的時候，或者通過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取代別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動權的時候，這一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幾年前，彼得·科萊坎克（PeterClecak）告訴過我，60年代永不磨滅協成就是它帶來了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建立了關於性愛、性別和種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要建立傳統政治權力的新制度，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那時候，該組織雖然不能在全國，也應該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當選的獨立選民。這些無疑會減少我們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進攻中所承受的損失。然而，盡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勝利，自由黨整個一代人背叛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信仰，民主黨內進步聯盟也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歷史出現倒退的制度和思想。當然，正像布萊希特提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我們的司法制度曾經充斥著因果報應的教條，也一度讓總統更有可能為自己寧肯在國庫囤積十億噸奶油也不願拿出來讓饑餓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擾亂農產品價格的行為進行辯護。盡管格林納達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實行門羅主義，“蒙提祖馬的客廳”（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歡迎，的黎波裏的海岸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守黨固守著政治權力，控制著20年代還沒有出現的公共政策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動亂表明了形成一種聲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多麼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會留給一個安全的制度，而壓迫並不是必須的。真正的檢驗是看工人是否通過犧牲辛苦所得來接受制度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中產階級是否仍然有投身職業的激情，少數派和婦女是否同意她們已經永遠地被擊敗了的結論。也許，那些仍屬於60年代無可爭議的遺產的其他世界將會像童年一樣從記憶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會團體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扮演中心的角色，那麼，它們還存留於我們這個時代，提醒著我們：與反動派的最大壓迫正好相反，與社會理論所做的最為悲觀的預測也正好相反，未來並沒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

　　　　　　　　　　　　　　　　　　　　　　　　　　　　　　（張振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