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西方的哲學價值觀深受理性思潮與進步概念的影響，在人類學領域也形成一股文化進化論的觀點，認為文化有原始與高度文明等區分，而且愈原始的的民族不但智慧與道德愈低， 同時膚色上也愈深。由於當時工業科學日進千里，西方社會對自己的文明產生無比的樂觀，人類文明持續進步的觀點牢牢深植於人們心中，因而學術上的基調也呈現 一片樂觀的色彩。

文化相對論即是對這種道德與智慧的進化論的一種深刻的反省，也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動盪不安所帶來的悲 觀氛圍促成了人們價值觀的改變。二十世紀初，人類學者不僅摒棄種族能力差異之說，還主張我們必須完全容忍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因而，即使是我們感到怪誕的文化習俗，也也應是和我們的生活方式同樣適切，並應受同等的尊重。

誠如美國人類學家，同時也是文化相對論的力倡者露絲．潘乃得（Ruth F. Benedict 1887-1948）（見圖）所說：「人類利用生存資源所創造出來的種種生活模式，都同樣有效，更應該共存。而各種生活模式即是希望的根基，容忍的出發點。」 （註）這種平等原則與容忍態度即是文化相對論的主要精神所在。

其次，文化相對論者相信我們社會所有的理念價值都只不過是約定俗成的概念， 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個超越時空的絕對標準存在，任何的評價都是相對於其所發生的文化背景。這一觀念使得文化相對論者嚴格地摒斥對異族文化風俗的價值判斷， 以倫理學的觀點來說，即是主張沒有一個道德原則可以合理地稱為正當（legitimacy）。這樣於是就導致了「客觀到無情」的批評，這種批評主要來自哲學家。哲學家批評相對論者罩著保護色飛翔，雖號稱客觀，其實暗地裡卻隱含著價值判斷，因為當他們呼籲容忍時，事實上即在主張我們「應該」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

相對論者的容忍原則主要來自諸文化各有其不同價值觀的經驗事實，這是一種基於「存在」的事實判斷，並不能導出世界「應該」如何的價值判斷，而且，當我們干預異文化，挺身相助時，其實並不表示我們相信自己比他們優越。因此，種種質疑使得相對論者難以回答何以必須容忍的問題，尤其當遇 到一些顯然不人道的慣行，如殺女嬰或以人為祭品等習俗的時候。再者，相對論對現狀的默默支持，同時也助長對變遷的保守態度。這種對相對論的不滿在二次戰後逐漸增強，並促使人們正視容忍的極限問題，也就是說，容忍到哪一點才打住？

二次大戰由於面對極權的挑戰，因而促成可得一套終極價值（如自由與人性尊嚴）的情緒，一種對人類學家道德責任的呼聲逐漸強烈，對人類學家一直缺少的「義憤」也有日益嚴格的批判。於是，相對論者開始尋求變通的方法，而 「人道主義」的原則即是其中一個可評估各種制度可適性的準則之一。雖然跨越文化藩籬而做價值判斷可能會造成傷害，可是若對諸多問題扭頭不顧，也可能會造成 同樣甚至更多的傷害。（1998）

註：摘自露絲．潘乃得著，黃道琳譯，《文化模式》，頁327，台北巨流。（收藏自 作者29 一月 2007 stephane.異度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