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公共知識分子看來，清末的知識分子是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這批讀書人既有希望身體力行，通過政治改革化解民族國家危機的，也有試圖借助發展實業壯大國家力量的。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里，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出國留學的風尚，他們仍然被華夷之辨的窠臼所拘泥，至少在文化精神上，他們對西方社會存在一種鄙夷的情感。從今天這樣一個後設立場來看，當時華人社會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這群士大夫是懷著仰慕和敬重的情感的。近代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建構一套民族國家意識的敘述，以此替換已經失效的文化價值體系，重新整合社會人心，以抵抗西方殖民力量的入侵。而這種敘述主要由當時的士大夫承擔。當時的海外華人目睹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是如何處理和應付這種亡國滅種的挑戰的，期間他們的情感也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即從對士大夫階層的羨慕和尊敬，慢慢地轉變為對他們的失望和憤怒。這種憤怒的根源是他們發現這批知識分子是無法拯救中國的。不過這里也有例外的情況，比如生活在馬來半島的僑生辜鴻銘。他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按照他在英國殖民地的生活經驗，他本來是極可能完全西化的。但是他卻回歸到傳統文化的懷抱，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知識分子論戰，論戰的內容涉及到後來的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基本主題，例如傳統文化是否還有保留的價值。以他為代表的海外華人當時有這樣一個普遍的特征，即他們接受的教育往往都是西式的，但是他們在內心深處認同的依然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且一致認為應該盡力來繼承和發揚中國的文化傳統。另一個例子如林文慶，他是在英國和新加坡念書，他本來研究的內容是科學文化，最後他卻回到廈門大學，投身於儒家文化的傳統。這是當時的一些海外華人中的知識分子的一個普遍經驗。所以清末的海外知識分子總體上是仰慕中國文化的，但是對於中國本土的士大夫，他們存在一種從仰慕滑向失望的心理趨勢。

民國時代是海外華人眼中的第二個“現代中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出現了一批新的知識分子，海外華人也看到了這些新的知識分子救國的努力，即是根據新的歷史經驗和方法來救亡圖存。在海外華人看來，這些知識分子采用了西方的思想與方法來討論中國社會的危機，試圖尋求到一條新的拯救民族國家的歷史道路。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社會情勢異常複雜，社會矛盾非常突出。因為溝通渠道的限制，信息來源的堵塞，海外華人並不是非常了解當時中國社會變遷的實際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