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藩籬

It was a climate in which academic disciplines had clearly defined boundaries which one transgressed at one's peril: boundary ambiguity was, in Mary Douglas' words, a form of pollution; much interdisciplinary work was regarded as an abomination.
Victor Turner（1985: pp.178-179）

前些時候，回到童年生長的鄉下小村落，經過幼時所讀的小學的時候，它的改變讓我感到十分訝異。小學的外貌已經沒有一處可以和記憶相契合的地方了。我訝異的倒不是全然因為它的煥然一新，或是它由平凡而變成的美麗，而是它對社區與教育所可能帶來的全新視野。

從前，記憶中的從前，學校多半是我們就讀的小學那個樣子。有個大門，門口有銅像或孔子像，大門通常是位於建物的中央穿透至操場，操場正前方有個司令台，單調而冷竣。學校的兩旁也有教室與活動中心之類的建物，後邊則是一道圍牆，以和外頭的社會作隔絕。以前就讀的國中與鄰近學校也多半是如此。當時我們村落社區的小學正門的兩邊有籬笆作為圍牆，加上裡面的椰子樹與背向的兩層樓教室，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建物。圍牆、門、建物，層層隔絕並遮掩了學校內部的活動情形。這僅只是學校外貌上的設計如此，至於教育內容與社區之間的落差更不用說了。因為事實上，那時我們的教育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背離家鄉的過程（就如它的建 築型式所象徵的那樣）。

那現在呢？建築型式上已經徹底變樣。首先是門與籬笆或圍牆都不見了，因為校前方有條小河，所以稱得上是校門的只是一座設計細巧的橋與小而精緻的校名招牌， 因而也沒有所謂的「門禁」。人們從外頭的街上就可以看見公園般造景的校園與集合場，也可全然窺見師生活動的情景。整個校舍由原來的「ㄩ」字形（加上上頭的 圍籬，形成一個「口」字）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開放式的「ㄇ」字形，「ㄇ」字建物所面對的是整個的社區，操場則移至建物左側（當然也沒有任何形式門 禁）。這樣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我無意揣測當初設計的意義為何，我只知道這樣的型式感覺上和社區是貼近的、一體的，或至少是向社區開放的。除了是教育場所 外，學校同時也是社區休憩的公園，以及村民活動的中心（喜慶宴客的場所）。

我後來又漸漸發現從前就讀的國中以及附近改建的國小都有著類似的改變，連鬧區裡的公園（以前四周是圍籬，進出口有一些曲折的柵欄橫阻，看不清裡頭情形，黑 夜時更是漆黑一片）也都敞開了，從熱鬧的街上就可一望無遺公園內的各種景物。這些種種空間型式的改變讓我思考所謂疆界與藩籬的問題，並由外在形式上的藩籬 進而思索學校內在形式，或是說所謂知識的疆界問題。

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語詞來說，人的身體就是一個疆界。所有的邊緣都是危險的，因為如果邊緣有所變動則事物與經驗的基本形貌將被改變。我們可以預想身體的出 入口象徵身體最脆弱的地方，從其中流出來的物質則是最明顯的邊緣污染物。所以從人體流洩出的痰、血、奶、尿、糞、淚等，可說是對身體疆界的一種破壞，修剪 指甲、皮膚、頭髮、汗水也有同樣的象徵意義。因而社會發展卻精緻，身體的自然活動就越受到壓抑與限制，我們身體的邊界其實是社會邊界的根源隱喻。

瑪麗‧道格拉斯舉寇爾格斯（Coorgs）人的觀念來譬喻人們對身體邊界危險性的恐懼。他們視身體如同一個被圍攻的城，每個出入口都被奸細與賣國賊等仔細監視與覬覦著。任何從身體流出來的東西就不被允許再進入，因為最危險的污染就是流出的東西再進入體內。

寇爾格斯人是一個孤立的社群，和世界只是偶有或可控制下的接觸。他們對身體出入口的危感與不安表現出他們在大社會中的少數地位的恐懼。因此他們在政治上所 受的邊界侵犯威脅，可以相當反映在他們對身體整體一致與潔淨的關注上。也就是說，對於身體疆界的焦慮表達了攸關群體存亡的危險。

瑪麗‧道格拉斯認為，人們會毫不質疑地認為他們自己的社會環境是被一個由許多必須被尊重的、劃定或區隔的界線所組成。污染的概念即在於維護這樣的界線。社 會藩籬的跨越被視為是危險的污染，因為它使得被群體所尊重的界線遭到了破壞。污染者於是變成遭受雙重非難的目標，首先是因為他跨越了明確的界線，其次則是 因為他的跨越危及了其他人。

以此觀點來看知識或學校的外在與內在疆界，所謂門禁與專業資格即在於保護自己的領域不受侵犯與威脅。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於自身領域或地位的恐懼與不安。因 而，學校會出現森嚴的門禁與藩籬，學科內會有層層的審查制度，以嚴防外人隨意進進出出，而危及到安身立命於既有領域的人們。於是，不受規範而於學校藩籬進出者（如在宵禁的校園中半夜爬圍牆），或在學科中不安其位，「染指」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往往都被視為是不安分的危險份子。而上述兩者的共同處在於：他們都挑戰了社會既有的疆界。

如同瑪麗‧道格拉斯所主張，無法被傳統分類標準加以歸類的，或落於分類界線之間的，幾乎到處都被視為污染或危險的。污染的概念是「維護所珍視的原則和範疇 以不讓他們發生矛盾的一種反映。」她主張（從社會界定的角度）不清楚與相互矛盾的東西往往被視為不潔淨。不清楚就是不清潔，因而也就是一種社會性的污染。 從此一觀點來說，跨越疆界的存在是特別污染的，因為他們非此也非彼，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是介於所有時空結構分類中可識別的固定點之間的「模稜兩可」 （betwixt and between）。

貳：邊境

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在學術界（暨其背後龐大的教育體系），專業術語與學術資格就是這些領域邊界上的駐軍，防止不熟諳對談語言或質疑詞語背後的假設的外人入侵。這樣的層層防衛 與自我保護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但其實卻是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競逐場。這是所謂「高級」知識份子的競逐場，是邁向權勢位置的資格賽。既然是競賽，上場的選手對遊戲規則必須保有起碼的忠誠度，否者就是志在攪局，不免受到排斥、整肅或圍剿。

米爾斯（Mills, C. Wright）在其所著《社會學的想像》一書中對即帕森司（Talcott Parsons）巨型理論一派的不知所云提出嚴厲批判。他指出，社會科學似乎充斥著某種浮誇腫脹而且咬文嚼字的文體，存在著嚴重的讀寫危機，所謂學科行話。因為在許多學術圈中，一個人如果嘗試以一般人都能懂得方式寫作，很容易被貶成「只是一個文人」，或「只是一個記者」罷了。如此的學術處境似乎造就了巧 飾的詞彙以及繁複的說寫風格。它已經成為一種習俗：不這麼做將受到道德非難。學術用語其實與題材或思想的複雜性無關，它通常只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因此，用這種艱澀的方式書寫等於是告訴讀者：「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是艱深無比的，你必須先學會我的艱深語言，才可能理解它們。」

此外，米爾斯也批 評拉薩斯斐德（Paul F. Lazarsfeld）學派的官僚化與專門化。這一派（米爾斯所謂抽象經驗論）完全建立在唯一方法的使用上，棄絕內容、問題或範圍於不顧。米爾斯沈痛的指 責，在上述兩派的學術教規下我們學不到太多有關人與社會的道理，因為前者落入形式的和陰鬱的蒙眛，而後者則淪為行事的與空洞的機巧。這書出版於1959 年，可嘆的是這樣的隔絕警鐘至今卻仍未撼動整個學術疆界。

這樣的現象和薩依德（Said, Edward）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所描繪的情形有類似的相契。薩依德指出，以往以整個人類為範疇的非學院知識份子似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滿 口術語的大學教授。他們關在小房間裡，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文筆深奧難懂、不知節制，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 成社會的改變。充其量，他們只是一群沈默寡言、無法瞭解的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卻並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 人。

薩依德認為，今天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專業化同時也戕害了興奮感和發現感，而這兩種感受是知識份子性格不可或缺的。陷入專業化於是就是一種怠惰，到頭來照別人的吩咐行事，因為聽命於人終究成為「專業」知識份子的專長。

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敏感、有利 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在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 他發言，理由是他並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只說他處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類似的情境在我們受教的過程中也似曾相似。當我們質疑老師的權威或學校的立場時，當制度的權威者遭受挑戰時，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你的態度與語氣，用諸如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可以這樣和老師說話！」等等詞語指責學生逾越角色規範、逾越那條看不見的界線。於是學生欠缺提意見的立場與正當性，在資格與程 序上就被阻隔，根本進不了討論的議程中。

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知識場域可說瀰漫著內與外以及不同層次的鬥 爭。以當今社會人類學來說即充滿著虛假的對立，如理論主義與經驗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的某個形式之間的對立。

知識架構常常陷於它自身所創構的對立詞語，或在此對立的辯證中激起另一高階的超越。其實，這或許只是純粹知識份子的嗜好或雅興，真實的世界並不存在這樣的 劃分與對立。主觀／客觀、相對／絕對、理性／情感、對／錯……或許只出現在語言或其所建構的思想上，真實世界從不會像論述言說上那樣的涇渭分明與獨斷。

以卜迪幽（Bourdieu, Pierre）的場域概念來說，人們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對場內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與他們接近的競爭對手。這些場的參與 者們充分利用了那些能力與會員資格的標準，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場內，就意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就意味著區別於他物，也就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卜 迪幽指出，人們傾向於從理論上區分專業能力，並將之對立起來，而對立的理由基於這樣一個事實，以社會學而言，每一個社會學家都把他們認為最簡便易行的方法 作為唯一合法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禁止別人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因此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侷限性強加於其他人頭上。

這其實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便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大溪中的小魚。卜迪幽痛陳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 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在自然科學中，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參：秩序

……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苟同。——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

社會世界，如同特納（Victor Turner）所言，是一個形成中的（becoming）世界，不是一個存有的（being）世界（除非存有指的是存於人們腦中的靜態與無時間性的模式）。因此研究靜止的、形式的、風景畫似的社會結構是沒有意義的。

時 間的結構（temporal structure），不像概念、認知、文章構成等等結構，主要經由時間中的關係而被組織的。就像動作電影的暫停畫面般，時間的結構是未完成的、開放結局 的（open-ended）、以及未臻完美的。社會現象是持續的流動，像潮汐般從未停止或消亡。而所謂結構、體系、以及範疇架構則只是一組人們相信的、應 該的、或可能的行為概念，這些靜態的秩序只存於行為者的腦中，只有透過真實社會行事的流動的時候才變得可見。就像火無法自己找到形狀，只能藉由爐灶、管 子、閘門等提供形狀。不規則與瞬息萬變的生命之流，也是經由認知與結構模式而將之簡化成規律與靜態的秩序。

這也就是人們企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尋求秩序的的動機所在。因為人們總難以忍受曖昧性與模稜兩可，而亟欲為不完美與瞬息萬變的故事尋求出路，並致力於將世 界的意象劃分清楚，強使世界符合這樣明確而不曖昧的意象。可這樣的努力卻總是徒然，社會萬象與人類情感的矛盾與模糊性是無時不刻不存在的，生活世界並不似 建構於對立或涇渭分明的知識世界般固滯。不過，這樣的區分與劃定界線的努力也總是會不斷地繼續下去。

這樣劃定界線的努力表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上。我們現今看到的國家疆界，或所謂世界地圖，其實是近代才被切割出來的，有些甚至以經緯度等人為的線條暴力 地在土地上做疆界劃分，完全未顧慮自然生態與族群文化的分佈狀況。看慣了這樣的世界地圖，也許世界原本的面貌已經變得模糊而不可見，似乎現狀才是理所當然 的世界。
學科地圖也是如此，整個領域就像是一塊大餅，被割據、瓜分、佔領、畫圈圈，然後各自在邊界上築起高高的圍牆（就像有些學校建築的圍牆一般，甚至還加上碎玻璃或鐵刺）。於是原來的知識模樣已無法識別了，我們所能見的只是四分五裂、重重防衛的殘破景象。

自然存在的事物本來是個不分明的連續體，但經過人類文化所認識的自然事物，則是個根據主觀架構所分割出來的「有名世界」。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人們不 斷使用概念和語言給予各種事物固定的名稱，也就是對於宇宙萬物不斷加以分類命名。凡是我們可以辨識並叫得出名字的事物，似乎就表示是我們所能夠瞭解並加以 掌握的事物。

然而，一旦人類碰到一些不能分類的事物時，也就是當人類發現自然或社會存在並不聽其駕馭，不是他所能掌握的時候，人類對於此種異類即充滿著恐懼與不安。處 於分類之外的異類的存在，好像是對於人類的分類秩序故意提出的挑戰和否定。所以不管是自然界或知識界，凡是人們難以分類掌握的事物或現象，似乎都被視為一 種對已身秩序的挑戰，甚至是一種否定。

這種恐懼與不安，一方面是源於無法掌握事物脫離人們理解的秩序而產生的忐忑；另一方面則是對既有利益的維繫，唯恐一旦疆堤潰決，「美好的時光」將難以繼 續。以此觀點而言，既有的分類體系與秩序就成為政治工具的一種形式，而且是隱匿而難以察覺的形式。分類秩序的政治功能在於將區分的任意性內化到人們的意識 裡，使得這樣的任意性被中性化了，而毫不質疑它的根基。社會人為的秩序於是成為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所謂政治工具指的就是，這樣的秩序維持，它的「酒肉」 完全是在權勢者與既得利益者這邊，弱勢與邊緣根本分不到任何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