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寓言的大地上，你巨大的耳朵被寂靜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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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閃閃發光的大河你找到了原始的森林

秘密的金子，細小的野花”

（周瑟瑟1988年詩選《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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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是意識那既擁有又空無的根源。詩更是與源始意識同源。

我可以預斷：整個人類始祖的精神的第一源，都必須是要與擬-詩的語言表達形式相近似，相貫通，相對應，才可顯示出內心世界的擬-外在世界。這可能是，人類意識關於它自己的思，所要用的所唯一的擬-詩化的思想方式。這個擬-詩化的思想方式，恰恰就可能決定著，我們整個人類普遍顯現的意識結構和方式。詩的古老就是意識的古老。…

我不僅僅從單極的文學層次，談論被詩人收入眼簾的詩學樣式——那些由現代西方詩評界提出的“象征”、“語境”、“空白-召喚框架”、“接受對話論”、“覆調理論”、“互文性”、“解構”論。

因為，對詩的原創，就像對哲學的純我之思，必須是自己獲得的智慧角度而出現，根據自己所需要的意識進程，來切近。我要說，詩，過去是，現在仍是，將來也必是，專門提供內心關照的東西。它必然的要與心靈來源所思及的那些根本性，發生著哲學式的聯系。因而，詩唯是根源性的寫和思的方式。它超出了任何藝術在發展事實上的片面性——，也包括超出了文學修辭所降身的專用範圍與理解方式。

現代心靈的更高需求，難道僅僅是修辭遊戲所能專供的？！…

梁秉鈞之“飲食書寫”中關於香港命運的思考，其實不在少數。他流露的心情除了樂觀坦然和自尊自信之外，也有不難理解的焦慮不安。1995年，香港即將回歸久違的祖國，有人恐懼於“九七大限”，於是移民海外，以求“避禍自保”。針對這種躁動的社會意識和跨境流動的現象，梁氏坦率地說道——

也許你會想到我們一些朋友，（其中當然也有詩人），因為覺得香港越來越難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實，對於他們和對於我的詩來說，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多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輕易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覆雜錯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 

即使生長於斯的家園也有可能變成“異鄉”，但是，陌生的異鄉也未必能夠輕易變成親切的“家園”，…

這表現的就是本雅明說明的“文化翻譯”的現象。文化翻譯否認先前給定的原初文化的本質主義，認為所有形式的文化不斷處於“混雜”的過程，文化混雜產生新的無法辨識的不同的東西，一個意義和表述協商的新領域。 陳清僑指出，香港的殖民狀況特殊，使得香港人被兩種敵對的權力關系所圍困：一方面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霸權（透過家族、民族等社會性、論述性的文化網絡而傳播），另一方面是英國殖民統治（透過官僚制度、教育和連串國家統治本位的後來所謂“不幹預的”市場及文化政策而有效地運作）。香港城市的成長和香港人的生活都是通過上述兩種對立的身份生產過程而制定的，歷史早已把身份認同的“混雜性”植根於人們的社會想象中。因此，香港處於不知的未來和暫見的穩定之間，於是成為一個“恒常過渡的家園”。…

來自不同產地的青蠔自有不同的形貌，由於不同的烹飪方法，味道迥異，這是青蠔的身份印記。由此類推，不同身世背景的人當然有不同的文化品味。藝術的題材、風格、形式植根於不同的地理、文化、語言的疆界和不斷變化的歷史性，不可能是純粹的、世界性的東西，東西方藝術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捷克作家不可能寫出法國式的小說，世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一種幻覺，文化藝術都打上了認同政治的烙印。這首詩還出現一個台灣藝術家和一名中國第六代導演，前者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或者比利時人，後者貶低文化身份是老套問題，認同“宇宙性”的說法。梁氏語帶嘲諷地指出—— …

梁氏的《北京栗子在達達咖啡館》是一首有寓言意味的詩作。抒情自我置身於瑞士一家展示前衛藝術的咖啡館，觀賞舞台表演，感嘆瑞士人對於中華文化的探訪，只是出於對古老神秘中國的好奇心而已，他們在舞台上戮力展示的氣功、針灸等表演，變成了滑稽低俗的商業消費活動；梁氏覺得，如果超乎事物的表像去觀察真實的中國，那麽，“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出“實驗劇”，充滿不同利益集團的噪音。準此，眼前這場文化交流的好戲到底有多少成果可言呢？詩的結尾推出一個特寫鏡頭——北京栗子不大喜歡古怪的咖啡店/鮮綠襯得它有點貧血/它在陰影中照相失去焦點/一不留神又不知滾到哪個角落去了/另一方面這些時髦的咖啡店/也沒有善待我們來自農村的同胞/對它的滄桑一點也不感興趣/勢利地嘲笑紆尊降貴地保持沈默/想在它平凡的硬殼上獵奇又宣布失望/唉呀，文化交流真是不容易的一回事！…

梁氏如此沈湎於食物的文化屬性，如此看重日常生活的價值，這種思想意識牢牢植根於（後）殖民地香港的歷史情境。而且，否定國家意識形態是包括梁氏在內的許多香港作家的共識，這形成了他們在文藝理念上的“香港特質”。可以想見，當梁氏果斷解構了國族主義的宏大敘事，那麽，剩下來的只有具體實在的物質生活了。套用杜讚奇的說法，梁氏這個寫作策略，或可名之為“從國族拯救食物”(rescuing food from the nation)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香港歷史情境中的“位置性”是梁氏思想立場的根源，但是，我們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及其政治價值，就必須把自己從這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超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種庸俗的黑格爾主義，盡量貼近歷史現場，針對“革命”這個理論問題展開批評性的辯難和思考，如此才有可能獲得生產性的、創造性的見解——這也許是梁氏的食饌詩學為我們提供的啟示吧。4…

《蕁麻菜湯》寫於1999年，梁氏從柏林的一道菜肴帶出了德國人的創傷記憶——是火燒一般的葉子/曾經灼傷采摘的手掌/是我們戰時的貧窮/煮成今日的從容/是親人的顛沛流離/煮成懷舊湯羹的家常/是我們山邊的針葉/煮成今日的甜美//是切膚的傷痛/煮成今日的遺忘/是巨大臃腫的理想/煮成粉飾的芥末/是失愛的苦惱/煮成淡漠的微笑/是狂暴的自棄/煮成瘦弱的希望//是我黃竹的鄉下/是你樸素的衣裳/是我們父母的憂患/是我們兒女的將來/細碎也真細碎/完整也未嘗不完整/解我們百年的愁/解我們千載的渴//仍有戰火在蔓延/仍有誰的姊妹被殺戮/仍有人活在貧窮中/仍有人失去她的至愛/頹垣廢壁的磚石/上面有難忍的印記/我們可把一切磨成粉末/煮成一鍋鮮綠的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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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娜的茄子》寫於2006年，梁氏當時在法國的沙可慈修道院擔任駐院作家。有一次，他受到法國友人“年娜”的款待，有感而發，於是寫下這首詩 。“茄子魚子醬”的烹飪者年娜，是一名年長的法國女性，父母曾在東歐流離失所，親人在愛沙尼亞備嘗辛酸。



後來，年娜篤信共產主義，在七十年代與全家短暫移居俄國，後來理想幻滅了，她們離開了俄國。在八十年代，年娜親身見證了蘇東劇變後的政治動蕩，她在九十年代重訪俄國，在她曾經待過的“公社農場”憑吊往事。“茄子”這個平淡的食物意象連貫了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人物與事件，其中有家族身世和個人記憶，有人倫親情和青春熱血，有政治變革和社會動蕩。在梁秉鈞眼里，茄子的龐大體型令人想起蘇聯的公社農莊，它是共產主義之“臃腫的理想”的象征符號。這段人生經驗中的向往與愛恨，不會輕易消失，它層層累積在日常生活的食物中，一旦遇到合適的場合，就從記憶深處奔湧而出。

《在巴黎“中國俱樂部”吃毛色拉》…

這首詩以“田螺”的口吻自述一道菜肴的制作過程，敘述、獨白和思考貫穿全篇，所有被動的行為都顯示了主體性的喪失。田螺被人們從水田中撈起來，被迫離開了天然的棲息地。不久，它的鮮肉又被活生生地從硬殼中掏出、剁碎，與上等的食材混雜起來，然後又被塞回殼中，結果，一個鄉野的原料“增值”成為一道名菜。結果，田螺滿足了人們的饕餮欲望，自己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其實象征了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的命運：被迫抽離自己的地理和歷史根源，毫無自由選擇的余地，被宗主國的強勢文化所掌控和塑造，表面上摩登光鮮，實際上代價慘重，面臨茫然不可知的未來。這正是後殖民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所批判的那種情形：“在殖民統治的範圍里沒有，不可能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命、文化創新或民族文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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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和香料是印尼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食物，這些東西在歷史上吸引了英國、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至，進行了長達數百年的殖民墾拓，香料貿易逐漸形成海上和陸地上的運輸線，由此流傳到西方世界，促進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 但是，獨立後的印尼沒有妥善好處理國內的種族矛盾，反而有意地把種族主義制度化了，華人在社會結構中始終處於比較邊緣的位置，往往成為歷次暴力沖突的犧牲品。



1998年爆發的大規模排華騷亂震驚了全世界，身在柏林的梁秉鈞消息得知後，他滿懷悲愴，食不甘味。這正是《印尼飯》的寫作背景。這首詩歌采取生態人類學的角度，再現食物與情感欲望、與與權力結構、與跨文化交流、與族群政治之間的覆雜互動。關於這一點，梁氏有如下的自述：“表面上看來，大家都有米飯和香料，但當我們細看，會嗅到香料中各種社會混論背後的尖銳痛楚，顏色里見出了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各種酸甜苦辣；米飯則似是人民每天承受的苦難的安慰。香料和米飯，也是圖畫與音樂、意象與敘事。遮掩的面具與底下埋藏、扭曲的身份。”…

二、亞洲想象與革命敘事

1，“亞洲的滋味”: 從國族拯救食物?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而言，“亞洲”都是一個相對於歐洲而言的獨特存在。汪暉指出，亞洲不是一個亞洲的觀念而是一個歐洲的觀念：“在近代歐洲思想中，亞洲概念始終與疆域遼闊、民族覆雜的帝國體制密切相關，而這一體制的對立面是希臘共和制、歐洲君主國家——在19世紀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共和制或封建君主國家都是作為民族-國家的前身而存在的，也是作為區別於任何其他地區的政治形式而存在的。”…

飲食文化、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的關系，在名詩《帶一枚苦瓜旅行》中得到表現。這首詩充滿豐饒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它制造了三個人格面具——身在異國的香港人“我”，台灣友人“你”，經歷跨國旅行的“它”（苦瓜）——，設置三個戲劇性場景：“你”乘坐飛機到香港帶來苦瓜，“我”又攜帶苦瓜到了柏林，“我”獨自面對苦瓜時的想象和獨白。在詩的開篇，寫“我”食用了友人帶來的苦瓜，嘗到甜中帶苦，感念友人的善意；然後以生動幽默的筆觸，描畫苦瓜的旅心，接下來描寫這枚“跨越兩地不同的氣候和人情的”苦瓜的形貌和身世，想象其在旅途當中經歷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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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梁客居柏林，身處西方而回望東方，在西方而對東方的人情和食物充滿懷念，因為距離而時時看見了經濟與政治的變遷。他的《茄子》在多倫多寫成，從異鄉事物寫離散華人的身世。詩中的“你”是一個典型的離散華人的後裔：父親是廣東人，母親來自北京，自己從小在台灣長大，後來移民加拿大，輾轉在家族、國族、種族的夾縫中，見證了現代中國的歷史滄桑——

我記得在簡陋但舒適的舊居/母親買過肥美的茄子/佛像那樣供在客廳中心/後來生活就亂了，獨自在外面/總沒法煮回那樣的味道//你父母當日不知是什麽心情/隨移徙的人潮遠渡了重洋/言語里滲入了變種的蔬果/舌頭逐漸習慣了異國的調味/像許多同代人，大家逐漸離開了//一個中心，失去了原來的形相/但偶然我們又從這兒那兒絲絲縷縷的/什麽里嘗到似曾相識的味道/好似是煮糊了的皮肉，散開了又/凝聚：那麽鮮明又消隱了的自己…

引言：透過食物的“眼睛”

食物在人類社會中占據顯要位置，不僅關系到健康、營養、生命的範疇，而且與文化建制、社會規則、權力結構有密切的聯系，激發人的情感、欲望和想象，是物質文化和商品文化的綜合。這方面的研究所在多有。 生態人類學家安德森指出，中國人使用食物來判別族群、文化變遷、歷法、家庭事務以及社會交往；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家庭拜訪、宗教事務，都在合乎禮儀的宴會和食物供奉中進行；作為社會地位、禮儀地位、特殊場合及其他事務的標志，食物已不全是營養資源而且是一種交流手段；中國食物的覆雜精巧大多歸功於食品在社會體系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香港在1842年因為淪為英國殖民地而首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歐洲大陸、中國的政治事件決定性地影響香港的發展進程。…

另一天，有人帶來了《今天》，立即在《地火》成員中傳閱。我讀到了芒克、北島等人的詩，很震撼。那時候雲南詩人寫詩多是傳統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沒有象征派的風格，《今天》詩歌意象豐富而詭譎，但並不朦朧。詩不在於它的意思懂不懂，而是語詞所創造的張力、空間能不能喚起讀者的感覺。《今天》的詩歌給我強烈的印象，我有許多經驗和那些作者是相通的。後來官方批評把“今天”詩歌說成“朦朧”，乃僵化愚昧所至。 

石安達組織了很多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朗讀、討論彼此的作品、交流思想。更多的活動是集體登山、唱歌、野炊、到滇池去遊泳。那時代人們非常渴望生活，渴望詩意的生活，《地火》不僅是一個文學刊物，也是一個生活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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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春的一個黃昏，我根據《地火》提供的地址找上門去。我走在銀樺大道上，興奮、害怕，想象著那里有一個左拉發起的“梅塘夜話”或者赫爾岑家里的文學沙龍，想象著那些長得像普希金或者萊蒙托夫的面孔。



《地火》編輯部設在雲南省圖書館後面的職工宿舍里，一棟紅磚房子的二樓。土紅色的木門，我敲了敲，門開了，里面站著一個長我幾歲的青年，穿著白襯衣，英俊、聰明，眼睛像爐膛一樣發亮。他握握我的手說，歡迎你加入。



他是《地火》的主編，叫石安達，《地火》編輯部就在他的家里。他是雲南省圖書館的職工，雲大中文系1968年畢業，拉祜族，他父親是拉祜族的大土司。他請我星期四晚上再來，這里要舉辦一個詩歌朗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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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沒有地方發表詩歌，文學刊物都停刊了。報紙上有時候會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標語口號，有些句子比標語口號稍微講究些，用了形象思維的手段。下面還標著作者：“工人某某”、“解放軍某某某”、“社員某某某”。我的詩不可能發表在報紙上，我開始寫新詩後，甚至都不能讓人知道我在寫詩。我的詩不能隨便給別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當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舊報紙包著的詩集，里面有查良錚翻譯的雪萊的詩《西風頌》：

哦，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