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處女作《黑炮事件》開始，黃建新導演的“成人寓言”盡管不斷變換著各異的探索主題，但“城市電影、黑色幽默、小人物、荒誕敘事”的元素一如既往地出現在其每一部電影之中，“他一直在黑色幽默的風格里特立獨行，象征化的敘事情節背後總是意識形態的蒙昧和人生命運的荒誕，在尖銳反映某些現實矛盾的同時又保持著冷靜溫和的立場。”這次他的新作《求求你，表揚我》（以下簡稱“《求》片”）仍然延續著他一貫的理念與風格，並且嘗試在後英雄時代講述一個“小人物”的英雄故事。

一、後英雄時代的英雄想象…

談李安的電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今天，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風格類型的華語電影。一種是李安式的，一種是賈樟柯式的。李安擅長把鏡頭剪輯得流暢自如，讓觀眾在瀏覽其作品的時候，仿佛置身於他的電影世界之中去了，而自己則淹沒在影院的黑暗之中；賈樟柯則非要把電影剪得淩亂粗糙，一個個鏡頭被“硬接”在一起，讓觀眾覺得，我們是在看一種類似於家庭DV拍攝出來的東西。我們無法融入到賈樟柯的世界之中，卻會強烈地關心我們自己的現實生活。不妨說，李安更擅長故事，賈樟柯更善長現實。

這意味著，李安總是能夠編織一個迷人的故事，也就總是能夠迷人。正因如此，李安的電影更難於讓人跳出來對其進行解析評價。李安在電影中摻雜進去的各種觀念也就更難被發現。…

當代媒介一直在不斷地發生著裂變。

首先是影視媒介的崛起成為機械媒介過渡到電子媒介的標志。然後，以網絡、手機、PSP、DV、WAIKMAN、MPER4等為代表的新媒介從傳統的大眾媒介中脫穎而出，開始遊離於電影、廣播、電視等，與私人生活、隱秘閱讀相勾聯，對昔日的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日常生活提出挑戰。

我們迎來了一個“新媒介”時代。

什麼是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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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搞”的繁盛，乃是伴隨”新媒介”的崛起。網絡、手機、DV、MPER4等等新傳媒，從一開始就遊離於主流大眾媒介（電視、廣播、報刊），往往和私人生活、隱秘閱讀相互關聯。在這里，麥克盧漢的舊論“媒介即身體的延伸”，在“新媒介”面前變得獨具新意。新媒介的身體性、私密性，不僅僅為“惡搞”提供一個傳播的基礎，事實上，也內在地規定著其傳播內容必然和主流媒介大相徑庭。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惡搞”成為經由新媒介生成的一種帶有柔性的抵抗意義的娛樂形式。

“惡搞”[1]本來自日本，登陸香港而漸至大陸，逐漸成為具有中國本土意義的“惡搞”。香港作為一個文化殖民地，本來就有文化形象的“濫用”（catachresis）傳統。“無哩頭”的“惡搞”現象，也就可以看作斯皮·瓦克意義上的一種“概念隱喻”（concept…

葛焱`油畫是若干年前了，現在是策展人



我來說一下，第一次上知乎，不對之處請猛戳。

操刀過展，也跟著大牛辦過展，與范迪安、王璜生、陸蓉之、張頌仁都聊過各自的策展經歷。先表明本樓主觀點，為節省大家的時間和流量：本人的觀點和Lawrence Li基本相似，但有區別。…

最近，“山寨文化”一詞開始流行。通過仿制的方式，制造價廉而其物未必不美的產品，這種行為確乎是“山寨”作風。但是，稱之為“文化”，就讓很多人覺得有點兒過譽。所謂“文化”，至少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可以重復出現的社會現象，甚至一種體現了很多人的生活價值和人生理想的行為方式，等等。按照這種理解，“山寨文化”一詞也就憑空而來，算不得數。但是，如果偏偏死拉硬拽，把今天的種種“山寨”現象，作統一觀，也未嘗不可。於是，有趣的問題就出來了：為什麽如此多人喜歡山寨？山寨里面包含了怎樣的一種消費體驗？





（上流社會，成功人士）…

撇開笛福對於威廉國王和瑪麗王後的反感不談，他在生活和創作中對瓷器所形成的觀念卻值得我們思考。作為一個實業家，笛福曾投資磚瓦廠，與此同時，他又是外國進口瓷器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者，甚至在《魯濱遜漂流記》的第二卷中對瓷器大加諷刺。（笛福小說前兩卷於1719年初版，第三卷在1720年問世。林紓和曾宗鞏兩人合譯的文言文《魯賓孫飄流記》包括頭兩卷，而後來流行的白話中文譯本只譯第一卷。）瓷器與其它陶制品之爭的主題，無疑表達了笛福抵抗外國奢侈品侵入英國市場的保護主義立場。然而，經濟領域的現象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它很容易就在隱喻的層面上實行靈活的符號轉換。也就是說，18世紀的瓦器和其它陶制品不能不令人聯想到瓷器，反之亦然。《魯濱遜漂流記》中的earthen ware正是在隱喻的層面上與瓷器互文，從而使瓷器以“缺席”的身份存在於小說之中。…

而盧梭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啟發我們這樣去考慮考笛福小說中的技術因素和科幻成份的人。比如科幻小說的創始人凡爾納 (Jules Verne) 就繼承了19世紀笛福與盧梭的互文關系，他公開宣稱《魯濱遜漂流記》是他所有作品的主要靈感來源。“我的小說，”《格蘭特船長的孩子們》中的格蘭特船長如是說，“講述的全部是像魯濱遜在荒島上生活那樣的故事。”[21]最近關涉笛福主人公的電影創作如《魯濱遜•克魯索在火星上》 (Robinson Crusoe on Mars) 和《雷陣》（Enemy Mine），再次證明當今的科幻傳統仍然沒有超越凡爾納式的魯濱遜傳奇。笛福、凡爾納以及某些當今的科幻小說之間的不斷的互文和無休止的再生產說明：《魯濱遜漂流記》本身的歷史性已成為一種預演，它賦予後來的作家們一種形式期待，使他們在不斷的效仿中去完成這種期待。法國批評家彼爾• 馬施立（Pierre…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魯濱遜用泥土和火焰作試驗的“翻譯”場景。林紓和曾宗鞏對前述引文是這樣翻譯的：

 一日余方熾薪行炙。既食﹐棄其薪。見薪上有剩泥一片﹐久(火段)而成陶瓦。余愕而驚﹕然則凡物皆可薪而成陶耶﹖新意既來﹐始思燒薪之法。以瓦盆試之。若雲得瓷匠之術藝﹐余腦筋中固未有此也。至於瓷油之法﹐法當用鉛。余固蓄鉛﹐亦不知所以沃之之法。此時余取小盂及(金兆)數具。彼此相疊﹐圍之以薪﹐布熱灰其下﹐積薪過之。火發﹐器乃通紅﹐無一裂者。余不之顧。至五六句鐘後就視﹐中有一器已委﹕以火力鉅﹐沙土之力不勝而化。余計火力過烈﹐則器將盡燬。乃力抽其薪﹐令殺火力。久之﹐瓦器之上紅色漸徹。余坐守經夜﹐不欲其熄。遲明﹐得三瓷。為狀至劣﹐然已可用。其下得瓦盂二。中有一物甚光澤﹐如沃瓷油矣。[31]

 原文作者笛福使用的是“earthen ware”，“earthen…

笛福本人曾經開過磚瓦廠，所以不可能盲從上述神話。他對當時有關陶瓷、荷蘭白釉藍彩陶和彩釉陶的實驗應該是了如指掌，知道在用粘土、窯、釉、鉛、火、沙、玻璃、石、瓦等詞匯去塑造幻想的英雄成就時，自己究竟在說些什麽。在笛福開設埃塞克斯(Essex)工廠之前，英國已經有人多次利用當地的瓷泥去嘗試生產中國宜興陶的荷蘭版本了。弗蘭西斯•普萊斯(Francis Place,1647-1728)在他設在約克郡的莊園工廠裏用灰色粗陶器作過實驗，隨後，約翰•多萊特(John Dwight)在富蘭姆也開設了一家制陶廠，並於1671年獲得了一項專利。有記載說，多萊特曾將伊勒斯兄弟告上法庭，指責他們侵犯了他的專利。約翰和大衛 • 伊勒斯於1686年前來自荷蘭，先是在漢默斯密斯工作，後來才在斯達夫德舍開了工廠。他們以中國宜興陶的生產方式制造了無釉的紅色粗陶器。當時的法庭訴訟表明，多萊特和伊氏兄弟的產品是一模一樣的。[46]

 笛福的制造業也與荷蘭有著密切的淵源。[47]據珀拉 •…

　　 魯濱遜揭穿瓷房子和中國瓷器（china/China）的假象的做法，在1815年出版的英國海軍版《魯濱遜漂流記》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19世紀版本的註釋者帶著一百年後的目光重新詮釋瓷器的價值，寫了一條發人深省的腳註。這條腳註向讀者報告陶瓷在中國和歐洲生產的技術信息，結尾處寫道：

陶藝在中國十分突出。但這不過是一種雕蟲小技，是由最粗鄙的人發明的。一般認為，中國出產特具功效的泥土可用於生產這種東西。拜魯的信息告訴我們，他們瓷器的優質並非是由於工藝優良，而只不過是在選材時精而又精、用心良苦，使其十分純正。他們缺乏天賦的另一有力證據，就是他們既然擁有可以和制造玻璃相比擬的技藝如此之久，卻沒有能夠發明並且制造這種美妙實用的玻璃，而他們在工藝造型和裝飾方面的品味低下幾乎是路人皆知的。[55]

　　…

如果說笛福小說中的“殖民否認”文學修辭誕生於他那個時代的經濟競爭，18世紀歐洲科學家的瓷器研究也同樣是借助於經濟力量的雙翼，促進了歐洲陶瓷工業的興起，參加國際市場上的貿易競爭，最終給歐洲帶來了成功。笛福並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天：18世紀中葉發展起來的英國瓷器和英國制瓷業不僅迅速發達，而且還成功地導致中國瓷器在國際市場份額的下跌。布羅代爾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結構》中將這一下跌歸咎於時尚的周期性。[65]他的結論就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以及法-德的洛可可式藝術風格來說，也許可以說比較準確。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由於大部份出口瓷器逐漸地被應用於餐桌、衛生間、和起居室，全球瓷器需求量到了19世紀是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66]英國制瓷業開始在世界範圍推銷產品，攻勢猛烈，甚至將產品運到了中國。這說明布羅代爾關於時尚周期的觀點是有問題的。…

哲學發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鍵哲學家；（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容及其結果；（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多次重復、回歸、退後、迂回、旋轉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性的特征，又展現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性的特殊軌跡。…

【內容提要】 2013年下半年中國提出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稱“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不只是國內一些地區和產業的發展戰略，也不僅是中國對外合作的新倡議，而是未來中國全方位、多領域、跨區域的內外合作、協調發展和主動融合的戰略舉措，是內外戰略相統一的國家層面的重大戰略構想。這一戰略構想具有特定的地緣空間特征，認識其內在關聯與互動關系，把握其在地緣政治經濟、跨區域合作、合作秩序和外部性等方面的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推進這一戰略構想和對外倡議。其中，尊重主權國的權益，培育共同的合作利益和合作文化，是共建和共享開放、包容和可持續合作秩序的基礎。這一戰略構想的外部性較為複雜，未來發展有賴於積極的政策對話、共享的合作理念、良性互動的規模性經貿活動、共同投資與合作機制與慣例等“絲路文化”的支撐。同時，須有效管控有關國家和地區間的利益差異以及潛在沖突。…

近十多年來，東、中、西部的跨區域合作，以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及能源資源、高新技術合作為重點，加大了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加快了資源開發、高新技術轉移等的合作步伐，甘肅、蘭州和新疆等西部地區的對外合作也有了較大發展。⑥然而，跨區域合作依然存在不少問題，說明目前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區域協同、地緣空間對接和合作理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二)新合作秩序的特征

 目前，“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依然處於構想階段，也處於對外倡議初期。因此，當前來闡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新合作秩序的特征是困難的。然而根據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對既有國際合作秩序的研究，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可能是探尋新合作秩序特征的重要前提。

 1.主權國家的權益問題…

四、外部性分析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對內是國家的新戰略(盡管仍處於構想階段)，對外是我國向“絲綢之路”沿路國家提出的合作倡議，類似韓國提出的“歐亞倡議”。(15)這一戰略構想是對國內既有合作戰略的升級，雖然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合作秩序的模式，但是不排斥沿路國家和地區既有的合作戰略和倡議，也不可能取代現有的合作秩序。隨著這一戰略構想在國內的推進和這一倡議在國際層面的推展，“絲綢之路”面臨著覆雜的外部性，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積極的外部性…

如果一味相信網絡輿情，不僅不能帶來執政公信力的提升，反而會被誤導，會喪失接觸真實社會的機會

2008年，網絡參與了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從而顯示了令人吃驚的巨大影響力。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我國共有2.98億網民以及1.17億手機網民，這成為直接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的重大力量。也就是說，在每100個中國人中，就有將近23人上網。這意味著，不少於1/5的中國人，通過接觸網絡來接觸社會。其中，網絡新聞用戶達到了2.34億人。

顯然，網絡成為很多人觀看社會、想象政治的重要媒介。“網民”這個詞，也幾乎變成了“民意”的最重要的體現者。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把網絡輿情當成社會調查和政策實施的依據。似乎跟著網絡輿情走，就肯定是順乎民心、體貼民生的。但我們也應辯證看待這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