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東、中、西部的跨區域合作，以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及能源資源、高新技術合作為重點，加大了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加快了資源開發、高新技術轉移等的合作步伐，甘肅、蘭州和新疆等西部地區的對外合作也有了較大發展。⑥然而，跨區域合作依然存在不少問題，說明目前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區域協同、地緣空間對接和合作理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2013年下半年我國提出的“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為超越現行區域合作政策的思維定式提供了新的方向。根據這一戰略構想，今後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需要突出中西部發展的主體地位、內生動力以及與周邊地緣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這些地區在跨區域合作中的互聯互通、協同發展和主動融合，通過與周邊地區和國家互通有無和合作，不斷開發地區合作的潛力，形成商文並重、綜合配套的新地區合作機制。⑦顯然，這樣的戰略構想已經超越了(但不是代替)以東部帶動中西部的區域合作思路。

(二)內外結合的特性

 目前，國內部分文獻僅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理解為我國的對外合作新戰略，甚至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視為新一輪大規模“走出去”戰略的新機遇，是值得商榷的。

 筆者認為，“走出去”戰略的實質是“跨出國門”的國際化經營戰略，包括跨國投資與合作以及所帶動的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裏，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實施的“走出去”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上千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使得我國一些省份及一批大企業的投資經營活動和資產遍布世界主要地區和國家，大大提升了有關省份和產業的跨國程度。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跨國指數接近30％。產業的國際化也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國際化經營，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國內過剩的產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但是必須指出，“走出去”戰略本身不涉及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在一些產業部門，雖然“走出去”效益較為顯著，但是產業轉型與升級依然緩慢。在過去二十多年裏，國內大石油公司的海外勘探開發(上遊部門)投資合作迅速發展，獲得了超過一億噸的海外作業產量，⑧也帶出了國內上百支石油工程作業隊伍，部分消化了國內相對過剩的作業資源。但是，這一趨勢並未直接推動國內勘探開發業務和作業公司的轉型與升級。在中國石油集團的內外資源配置中，還一度出現了“走出去”與國內的技術服務市場爭奪隊伍和資源的矛盾。同時，“走出去”所形成的油氣生產和供應能力對國內油氣需求缺口的貢獻有限。根據筆者估計，海外份額油進口約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⑨份額油對進口油市場的緩沖作用有限。而隨著進口貿易油的不斷增長，近五年來，國內煉油加工能力以年均3000萬噸/年左右的規模提升，2013年超過6億噸。這一部門的能力過剩又難以在對外投資與合作中消化。可見石油產業“走出去”戰略並未在整體上與國內油氣產業的結構轉型和升級相結合，國內外的油氣產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依然脫節。

 固然“走出去”戰略強調互利雙贏，但實際上是外推公司的國際化經營戰略。許多“走出去”的公司對於他國的發展規劃、利益和願望所作的調研有限，因而難以形成合作文化。在“走出去”的初期，企業往往采取“少說多做”和“只做不說”的策略。外部性日益覆雜，難免產生諸如“資源掠奪”和“中國威脅”等猜疑和誤解。

 相比而言，“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作為國家層面的跨區域合作的新思路，超越了現有的“走出去”等對外合作戰略，引導著國內東、中、西部的跨區域合作、國內跨部門合作、國內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協作發展。這種內外結合的特征，要求從國內外整體規劃的高度，將國內深化改革、發展的需求與對外合作的需求相協調，將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相對接。換言之，一方面將國內發展規劃國際化，另一方面將對外合作規劃需求內部化。前者要求將國內區域發展需求與國際合作(包括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合作)的規劃和發展戰略構想相融合，爭取將國內結構轉型與升級發展擴展到國際合作之中；後者則要求將國際合作發展趨勢內化為國內產業調整、轉移和升級的動力和機遇，使國際合作的需求和趨勢在國內結構改革和發展中得到體現和配合。這些特征無疑是對既有內外跨區域合作戰略的發展或升級。

三、不同的合作秩序

 (一)與西方合作理念和合作秩序的差異

 長期以來，國際經濟合作秩序受控於西方主導的地緣經濟秩序。二戰後形成的合作規則主要是美歐戰勝國制定的系列規則。在這種秩序和規則下，美歐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核心”，是所謂“先進理念與規範”的發源地，理應是先進科技和資金的輸出地；而發展中國家則被定義為這些“核心”的“外圍”，處於依附和接受的地位。因此，傳統的國際合作秩序要求發展中國家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市場，引入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合作規則或者一系列所謂的“國際慣例”。在這一秩序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系就是理念、技術、資金與管理文化的輸出與輸入的關系，是前者制定規則，後者遵守規則的關系。雖然這一合作秩序強調開放，但實際上是單向開放，即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而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則面臨著諸多軟硬規則的限制。雖然這種合作秩序強調合作，但是這種合作關系中不存在相互平等、相互融合和相互開放與包容，更不會產生新的合作秩序。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國際經濟秩序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2003年後，國際石油價格一度高漲，新興經濟體(特別是能源資源國)紛紛放棄和修改了盛行幾十年的系列“國際慣例”，特別是符合西方發達國家理念的私有化、外包、西式競爭、股東價值最大化與合作規則，開始提出保護新興經濟體的主權權益的新合同模式、新法規和新規則。⑩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對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秩序和諸多合作規則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因為戰後形成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貸款理念和規則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也解決不了他們自身的金融問題。

 2013年下半年，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新合作安全觀，關於建立亞洲、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投資銀行倡議和“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倡議)，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如上所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強調的是互聯互通、內外結合、主動融合、良性互動和協同發展，足見這一戰略構想在合作理念上與西方的差異。同時，與歐盟一體化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強調的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四大流通”不同，與“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相配套的是“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倡議。“五通”倡議是涉及政府、產業、金融和社會文化等多層次、多領域、多渠道和多方式的溝通、交流和合作，而不僅僅是“政府搭台，企業唱戲”那樣的合作屬性與方式。“五通”倡議清晰地表明了“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的合作屬性是自主、開放和自願的非一體化的合作，強調政策對話，突出基礎設施開發與發展能力的共同開發，突出包括政府、產業、金融與文化之間的協同互動和綜合性合作，謀求各國平等、互利和共贏的合作框架。目標是建立一種非制度性與非一體化的開放、包容和可持續的合作秩序。在這一秩序下，不存在“中心和邊緣”或“核心與外圍”的合作關系，也不會覆制“依附與被依附”的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