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合作秩序的特征

 目前，“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依然處於構想階段，也處於對外倡議初期。因此，當前來闡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下新合作秩序的特征是困難的。然而根據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對既有國際合作秩序的研究，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可能是探尋新合作秩序特征的重要前提。

 1.主權國家的權益問題

 從正面看，新的合作秩序必須尊重所有主權國家的權益，始終把主權國家的權益放在優先地位，在不同主權國家的合作安全觀下，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紐帶的合作，共享區域合作的利益，共同承擔合作的風險；從反面看，新的合作秩序不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合作構想的直接延伸。“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作為國家戰略可以在國內加以實施，但是在國際層面上僅為中方的對外倡議，需要尊重沿路國家的主權利益，在沿路國家有合作意願的條件下才能推進和實施。中國不可能“單打獨鬥”，更不可能將本國的戰略外推給沿路國家。

 當然，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在中國與其他沿路國家之間，確實存在諸多共同的訴求和利益。第一，這些國家都未完成工業化，都面臨著嚴峻的發展任務，包括在公路、鐵路和管道運輸、大型工業基地、園區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壓力，在傳統農業現代化、資源開發利用以及金融、教育、旅遊和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困境，國內外市場壓力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中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育等方面的難題；同時又面臨著傳統發展模式帶來的環境破壞和生態治理的巨大壓力。第二，這些國家都處於西方主導的國際合作秩序的外圍或邊緣，既有推進雙邊和多邊跨區域合作的意願，又有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合作理念、合作規則和秩序要求。值得註意的是，一些政治、經濟和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的對外合作權益往往受制於西方成熟的合作模式和所謂的“慣例”，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和不透明的對待。該情況在筆者調研的中亞和中部非洲國家普遍存在。仍以石油產業為例，目前在非洲的尼日爾和乍得、尼日利亞，就存在西方石油公司較為隱蔽的不平等條款、不公正競爭和帶有欺騙性質的殖民經營行為，(11)從而與中國石油公司在這些國家堅持上中下遊一體化開發的合作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此，西方公司提出的“合理”依據是商業公司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這顯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不符。而中國石油集團在國際化經營中堅持的合作理念和實踐是：在確保和實現資源國主權權益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中方的商業利益，而不是相反(將主權國家的利益視為從屬利益)；並且堅信，為資源國利益貢獻越大、越長遠，互利共贏和可持續合作才越有保障。(12)這樣的合作智慧源於發展中國家內部共同的發展訴求和對主權權益的維護。筆者認為，這樣的合作認識不僅適用於能源資源和基礎設施領域，而且對中國與沿路國家在農業、新技術和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同樣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2.“絲路文化”問題

從國際合作理論看，合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合作秩序的維護需要共生的合作文化支撐。建構主義清晰地指出，僅有共同的利益而缺乏對規則的共同認知，仍不足以形成合作。國際合作的途徑是：在國際體系中，互動的行為體在團體、類屬、角色和集體四種類型中確認自己的身份。(13)在合作文化中，又會在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方面形成集體身份。(14)在國家確定身份以後，在利益選擇中有客觀利益和主觀利益。

前者指再造自我時不得不滿足的條件，是國家對外政策行為的客觀限制因素，後者為變化中的文化因素。確定集體身份和利益，不一定必然導致合作行為，即使產生合作也可能是功利主義的合作。目前在國際合作中存在諸多僅有共同利益而缺乏對規則、機制和融合的共同認知的情形，因而難以推進合作。

 在此，本文將合作文化定義為跨區域合作所形成的共同的合作理念、合作規範、共同認可的合作模式或機制和合作行為方式等。從“絲綢之路”的歷史傳承看，“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種共生的經貿文化(即“絲路文化”)。沿路國家都是“絲路文化”的推動者和貢獻者。二十多年來，中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和非洲等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針對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提出了多種符合本地區利益和特色的跨區域合作倡議(如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聯盟、東盟的一體化倡議、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等)。這些倡議與我國的“絲綢之路”倡議思路接近。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希望借“絲綢之路”這一共同的歷史傳承、紐帶和機會，通過雙邊及多邊合作，不斷擴大共同或相近的共同利益的意願，既為我們展示了良好前景，也清楚地提示：“絲綢之路”倡議依托於“絲路文化”。缺乏平等合作、協同發展和共建共享的“絲路文化”，不可能建立新的合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