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李安的電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今天，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風格類型的華語電影。一種是李安式的，一種是賈樟柯式的。李安擅長把鏡頭剪輯得流暢自如，讓觀眾在瀏覽其作品的時候，仿佛置身於他的電影世界之中去了，而自己則淹沒在影院的黑暗之中；賈樟柯則非要把電影剪得淩亂粗糙，一個個鏡頭被“硬接”在一起，讓觀眾覺得，我們是在看一種類似於家庭DV拍攝出來的東西。我們無法融入到賈樟柯的世界之中，卻會強烈地關心我們自己的現實生活。不妨說，李安更擅長故事，賈樟柯更善長現實。

這意味著，李安總是能夠編織一個迷人的故事，也就總是能夠迷人。正因如此，李安的電影更難於讓人跳出來對其進行解析評價。李安在電影中摻雜進去的各種觀念也就更難被發現。

換言之，李安讓我們忘記了現實的世界，所以，李安也就更加“危險”。

這一次電影《色戒》再一次顯示了這種“誤讀的危險”：人們熱衷於把《色戒》的故事看成是一次歷史故事的銀幕重現，把演員湯唯的六角形額頭與當年美女特務鄭蘋如的容貌進行對比，甚至於把李安鏡頭里面的上海看成是真實的舊上海，把情欲交織的政治看成是政治本身。李安讓我們把想象當成了真實，把懷舊當成了歷史。以至於，我們把李安的故事當成了張愛玲的傳奇。

事實上，電影是不可能完全還原小說的，盡管很多人讚嘆李安對張愛玲的還原是如此到位。

《色戒》所涉及的“鄭蘋如事件”有不同的敘述版本。正體敘述中鄭蘋如“為國犧牲”，小報記者那里她的身世之謎與死亡之謎又被反復炒作。當年張愛玲從紛紜蕪雜的眾多談資里面“拯救”出一個女人內心世界的波瀾起伏，今天，李安又把這個故事還給了街談巷語。這真是一個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張愛玲在鄭蘋如那里看到了我們沒有看到的，李安卻冒充張愛玲的名義去看那些張愛玲不屑於理會的世界。

在電影中，張愛玲小說中的一個核心事件被輕巧地修改了：王佳芝看到了那個像鴿子蛋一樣的戒指，激動不已；她回頭看到老易略帶深情地看著他，一瞬間非常感動。她眼里面含著淚水，嘴唇發抖，但是執著地說了一句：“走吧！”老易楞在哪里。王佳芝接著又重復了一遍：走吧……

有趣的是，小說是這樣寫這一段的：

只有現在，緊張得拉長到永恒的這一剎那間，這室內小陽台上一燈熒然，映襯著樓下門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這印度人在旁邊，只有更覺得是他們倆在燈下單獨相對，又密切又拘束，還從來沒有過。但是就連此刻她也再也不會想到她愛不愛他，而是——

他不在看她，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本來以為想不到中年以後還有這樣的奇遇。當然也是權勢的魔力。那倒還猶可，他的權力與他本人多少是分不開的。對女人，禮也是非送不可的，不過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這麼回事，不讓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憮然。

陪歡場女子買東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隨侍，總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台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單據遞給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聲說。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王佳芝心里雖然在波動，但是這個“波動”並不是一種感情的波動。所以，她並不是像電影中的王佳芝一樣經歷了一個“殘忍”的內心斗爭，並因此“表現”了情愛與信念、體驗與現實、愛與恨、情與仇、私人價值與民族大義等等因素在內心里面的掙紮。在小說中，王佳芝是一瞬間有了一種強烈的悲哀的感覺，她沒有猶豫、沒有掙紮，而是很幹脆利落。

更有趣的是，小說里面的王佳芝對易先生並沒有”愛”，她甚至知道易先生對待歡場女子的手段是什麼樣子的，知道這個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的鉆戒，不過是他迎合與討好的一種方式。

可是，就是這個“鉆戒”，卻像一個神一樣俯瞰著王佳芝——

她把那粉紅鉆戒戴在手上側過來側過去地看，與她玫瑰紅的指甲油一比，其實不過微紅，也不太大，但是光頭極足，亮閃閃的，異星一樣，紅得有種神秘感。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這麼一會工夫，使人感到惆悵。

為什麼這個小小的鉆戒有這樣的魅力呢？那是因為在王佳芝的感覺里面，這個“鉆戒”讓她領悟到一種尊嚴和價值，而且，這個尊嚴和價值不是經由愛國斗爭的榮譽感獲得的，而是一個女人心中可以體會到的尊嚴和價值。

這個小說其實不是一個關於烈士和漢奸的故事，而是一個在十里洋場里面一個女人內心里面驚心動魄的自我尊嚴感的故事。王佳芝從事一個神聖的鋤奸工作，但是，她卻覺得自己在同志的眼里日益不像是一個人了。他們看她的眼光都是異樣的，只是因為她和男人睡過了。在張愛玲的心目中，精心設計的政治，只不過是一個女人做不了主的那個世俗世情的象征。一方面是內心里面執著的性情，一方面是把人擊得粉碎的現代性的碎影流光。在張愛玲19歲寫的《天才夢》里，張愛玲這樣感嘆著：生命是一襲華美的睡袍，上面爬滿蚤子。

王佳芝遵從一瞬間的體驗，而這個體驗則是由一枚戒指激發的。在這里，“物”的意義大於了人的意義，對於“物”的凝望和迷戀，凝聚著對自我身心的凝望和迷戀。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戒指稱之為“物神”。張愛玲的小說里面充滿這樣的“物神”。牛奶的泡沫、丹士林的口紅、瑪瑙的紐扣、暈著歲月的印痕的紙箋、咿咿呀呀的胡琴、旗袍、項鏈，甚至古銅色皮膚以及幽怨的眼睛……，人的柔軟和著物的光輝，共同打造張愛玲小說里面那種氤氳繾綣又危機四伏的末日帝國的現代性境況。

李安對這個張愛玲的世界一點兒也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如何用那種王家衛的節奏，塑造現代大眾心目中的“舊上海”的韻調，並在這個韻調里面慢慢講述一個現代人喜歡看的大眾文化故事：一個美女特務與捕殺對象的情感糾纏、舊日戀情的仿佛依稀與突然湧起的柔情蜜意、見不得光的偷情與殘忍的殺戮……

在小說中，張愛玲抽空了王佳芝投身到鋤奸工作中去的動機。也就是說，張愛玲沒有賦予一種召喚王佳芝行動的價值信念。王佳芝的故事變成了一個抽空了特定政治境遇的空架子，張愛玲只對這個女人的內心微瀾感興趣；所以，張愛玲堅持從王佳芝的眼睛來敘述這個世界，使得這個世界里面發生的種種現實活動都被暗中剝離。除了王佳芝，張愛玲把其他人物的性格都扁平化了，就是說，為了不“傷害”王佳芝這個形象的情感色彩，張愛玲淡化了其他人物——甚至易先生。

而在李安的電影中，李安卻重新盤活了這些人物，從而使得王佳芝是遵從一種歷史使命的召喚才從事暗殺活動的。這就把人們的想象帶進了一個糾纏著政治欲望與身體欲望的矛盾世界之中了。借此，李安巧妙編織了性愛窺視的合理場景。與此同時，李安增加了易先生的心態的種種表達，讓這個中年男人經歷尷尬而又脆弱、殘忍而又激情的心路歷程。這是一個大眾可以讀懂並喜歡讀懂的故事版本，而張愛玲的故事則是那樣惝恍玄妙，難以破解。

李安把電影的敘事節奏做得像王家衛——這是大眾一致地想象歷史的方式；李安把電影的氛圍蒙在懷舊的迷離之中——這是張愛玲喜歡的一種韻調；李安把窺陰癖張貼到冰冷的男人心靈融化的過程之中——這是今天人們想象人性的一種特定方式……

簡而言之，張愛玲把一個曾經是大眾文化的故事變成了精英主義的故事；而李安則把一個原本屬於經院學者來理解的故事，又“還原”成了一個大眾文化的故事。

其實，“電影”這個東西本來就迷離虛幻，極容易讓觀眾陷入到一種做夢一樣的幻覺之中。麥茨曾經追問，“電影”到底在什麼地方？銀幕上？膠片中？眼睛里面？思維深處？他覺得，電影其實是“不在場”的一種藝術。這意味著，我們常常看不到真正的電影，而只能看到自己的願望。李安把我們的願望進行了一次新的視覺編碼，我們就借著看張愛玲的方式再一次看到了我們自己。

李安的文化詭計，乃構成了今天大片體制電影的一種原則。當然，並不是唯一的原則。好在不是唯一的原則！（愛思想網站 200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