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燃燒鏡底下的真實——笛福、“真瓷”與18世紀以來的跨文化書寫(7)

   魯濱遜揭穿瓷房子和中國瓷器(china/China)的假象的做法,在1815年出版的英國海軍版《魯濱遜漂流記》中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19世紀版本的註釋者帶著一百年後的目光重新詮釋瓷器的價值,寫了一條發人深省的腳註。這條腳註向讀者報告陶瓷在中國和歐洲生產的技術信息,結尾處寫道:

陶藝在中國十分突出。但這不過是一種雕蟲小技,是由最粗鄙的人發明的。一般認為,中國出產特具功效的泥土可用於生產這種東西。拜魯的信息告訴我們,他們瓷器的優質並非是由於工藝優良,而只不過是在選材時精而又精、用心良苦,使其十分純正。他們缺乏天賦的另一有力證據,就是他們既然擁有可以和制造玻璃相比擬的技藝如此之久,卻沒有能夠發明並且制造這種美妙實用的玻璃,而他們在工藝造型和裝飾方面的品味低下幾乎是路人皆知的。[55]

   這篇文字機智地將魯濱遜關於中國瓷房子的故事及其雙關性,堂而皇之地引入了19世紀“民族志寫實”(ethnographic realism)的領域。這一類的“民族志寫實”借助19世紀的著名殖民旅行家約翰 • 拜魯 (John Barrow)以及其他一些19世紀種族主義旅行家們所提供的“實證”,去揭示歐洲以外的文化的秘密,也在另一種意義上更新了《魯濱遜漂流記》作為現實主義小說的“客觀”地位。上述文字對於玻璃工藝的討論十分有趣,因為它有意顛倒了18世紀科學家、法國物理學家萊奧姆爾等人關於玻璃工藝(易碎、強度不夠、耐熱性差等)遜於陶瓷工藝的理論。

   那麽中國究竟有沒有叫做瓷房子的東西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麽笛福是從哪裏得來的這一念頭呢?是憑空杜撰還是對異域的幻想呢?筆者能夠想到的原型是麥克斯• 伊曼乃爾(Max Emannel)於1719年在慕尼黑郊外的尼芬堡公園裏建立的著名“中國風”寶塔,此寶塔乃是對於法國凡爾賽宮小瓷塔的模仿。凡爾賽宮小瓷塔原是奉法王路易十四世之命於1670-1671年興建的最早的“中國風”的建築,被稱作是“用中國來的工藝方法裝飾而成的。”[56]上述日期的巧合能說明一些問題,因為慕尼黑郊外的寶塔建成的當年正是笛福創作出版《魯濱遜漂流記》第一、二卷的年代。筆者認為,薩克森選帝侯奧古斯塔斯於1717年在德累斯頓-紐士達得到的荷蘭宮殿,後更名為日本宮殿的這件事,很可能笛福小說中的瓷房子的另一個靈感來源。

   早在1700年,奧古斯塔斯由於跟瑞典開戰,造成財源匱乏,於是他將煉金術士伯特哥捉來,武裝押解到德累斯頓,命令他將鉛轉換為黃金。3年後,伯特哥不但沒能將鉛變成黃金,反而使奧古斯塔斯的4萬塔勒付諸東流。奧古斯塔斯忍無可忍,就把伯特哥交由車恩豪斯監管。此時,車恩豪斯正在研究制造真瓷的工藝。[57]此人年輕時曾在萊登大學學習(1668-1674年) ,後來在研究真瓷的初期與皇家科學院保持密切關系。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利用凹面金屬鏡折射,把放射的熱集中去熔化大量的耐火性物質。車恩豪斯多次去意大利和法國訪問一些聲稱已經掌握了制造真瓷的奧秘的科學家們。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此人對於持續高溫以及許多耐火物質的熔點的潛心研究表明,“他已經對中國瓷器的原則有了相當的了解。”[58]

   當時在歐洲尚沒有設計出能夠達到生產真瓷的高溫窯 (攝氏1450度),於是車恩豪斯借助他的燃燒鏡,去實驗石棉的熔點。石棉是一種含鈣和鎂的矽酸化合物,看上去頗似高嶺土。盡管車恩豪斯本人沒有親自發現制瓷的用土,但是他早期的化工方面的研究的確向前推進了一步,使詹姆斯•哈頓(James Hutton)幾十年後能夠在此基礎上創立他的地殼演化的火成論理論(Plutonian theory),成為現代地質學的奠基人。[59]在伯特哥加盟車恩豪斯以後,車恩豪斯利用燃燒鏡獲取高溫取得了相當的進展,盡管高嶺土的發現後來被記載到了伯特哥的名下。[60]這兩個人一道開發了一種秘密配方,裏面含有雪花石膏石而不是長石(他們以為是瓷泥) 作為可熔材料與高嶺土一起燒。不過,用這種配方在麥森工廠生產的瓷器不象中國瓷那樣白、均勻和透明。直到這兩人死後的1720年(笛福出版他的小說的一年以後),雪花石膏石才開始被來自斯波塄(Sieberlehn)的長石所替代,瓷器的成色得到了極大的改觀,瓷體更白了。[61]從這一意義上講,麥森工廠成了歐洲第一家生產白瓷的廠家。

   正如《魯濱遜漂流記》1815年的海軍版所表明的那樣,玻璃和白瓷之間關系始終是科學家們關註的熱門話題。這主要是因為法國著名物理學家萊奧姆爾對此項研究有濃厚的興趣。萊奧姆爾曾試圖利用普通窯,將玻璃與耐火材料一起燒制的方法仿造真瓷。經過對於多種混合土的試驗,他趨向於使用沙子和石膏的混合物。他觀察到,玻璃的性質的改變開始於表面(這一事實表明是一種化學反應) 繼而轉換為由超細顆粒組成的絲狀纖維。經過一定溫度的處理,玻璃可以像瓷一樣轉換為顆粒狀。萊奧姆爾將自己的產品稱作是“變生、再生的瓷,或者叫玻璃變的瓷。”[62]他說,“玻璃具有平滑的光澤,而這在真瓷來看是根本不存在的。瓷是顆粒狀的,也正是因為它的精細的顆粒才使它區別於瓦器,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顆粒的大小與排列方式使得不同的瓷有所區別,使它們更接近或遠離玻璃的性質。”[63]其背後的理論是,如果金屬能夠在轉換為金屬灰,或在玻璃中熔化以後重新回到原生狀態,為什麽產生玻璃的沙石不能是可恢覆的?正如西瑞爾斯坦利•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指導萊奧姆爾的鋼鐵研究的笛卡爾式微粒觀點同樣適合於瓷器的研究。他恐怕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在這個層面上對於物質結構如此認真研究的最後一人了。萊奧姆爾極力想做出內部和表面具有同樣質量的瓷,但是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因為他生產的瓷其內部質地雖然已經可以和中國白瓷的白度不相上下,但是其外表卻是又黑又粗。[64]這似乎是萊奧姆爾在不經意中,對笛福在《魯濱遜再歷險》中對瓷房子的形而上學式的揭發所作的莫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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