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處女作《黑炮事件》開始，黃建新導演的“成人寓言”盡管不斷變換著各異的探索主題，但“城市電影、黑色幽默、小人物、荒誕敘事”的元素一如既往地出現在其每一部電影之中，“他一直在黑色幽默的風格里特立獨行，象征化的敘事情節背後總是意識形態的蒙昧和人生命運的荒誕，在尖銳反映某些現實矛盾的同時又保持著冷靜溫和的立場。”這次他的新作《求求你，表揚我》（以下簡稱“《求》片”）仍然延續著他一貫的理念與風格，並且嘗試在後英雄時代講述一個“小人物”的英雄故事。

一、後英雄時代的英雄想象

英雄，是電影一向不可或缺的主角，大量的英雄敘事制造了各種有關英雄的崇拜。中國上個世紀的“文革”時期，“英雄”崇拜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英雄形象清一色的“高、大、全”，其敘事更多服從於政治的需要，成為意識形態的附庸。新時期以來，文學藝術包括電影中的英雄“走下神壇，來到人間”，對於“英雄”的塑造開始進入“後英雄時代”，尤其在近年來頗受讀者和觀眾歡迎的新現實主義創作中，“英雄”與“人間煙火”的距離越來越近，真正脫胎換骨為“平民英雄”。

 黃建新導演鏡頭中，“小人物”占據著銀幕的中心，這種小人物離“英雄”尚有很大的距離，更與“英雄敘事”毫不相關。但在《求》片中，黃建新試圖將“小人物”塗抹上“英雄”的顏色。楊紅旗，一個值夜班的農民工，雨夜里挺身而出，“嚇跑”了企圖實施強奸的歹徒，保住了女大學生歐陽花的清白，在行動上完成了從一個小人物到英雄的轉變。然而，楊紅旗“做好事要受到表揚”的個人理想在轉變為社會正義的過程中卻是充滿了曲折與冷遇，使得這個小人物的“英雄夢”蒙上了不少的悲劇色彩。

 在電影中，導演在“小人物”楊紅旗的“英雄”之路設置了以下障礙：1.楊紅旗的農民工身份、2.楊紅旗偏執木訥的性格、3.歐陽花違心的矢口否認、4.報社的麻木與見怪不怪。農民工作為近十幾年才湧現出來的一個新階層，一直是與窮苦、落後、愚昧、偷盜、撿垃圾等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身份的社會地位讓任何人都難以相信楊紅旗所提供事實的真實性；性格偏執木訥、不善言辭表達，更導致報社領導、記者對其的不信任。飾演楊紅旗的範偉一直以來是以“藥匣子”（《劉老根》）、“範德彪”（《馬大帥》）、“大頭廚師”（小品《賣拐》、《賣車》）等“上下不靠譜，左右不著調”的農民/農民工這樣的喜劇形象示人，這種喜劇性期待從根本上削弱了楊紅旗其人其事的可信性。

 出於維護自己的清白，面對記者古國歌時，歐陽花面不改色地撒了謊，使得古國歌先入為主的判斷得到證實，導致調查一事只能擱淺。雖經楊紅旗的一再追問，古國歌曾試圖揭秘真相，然而電影因此卻轉向了一個俗套的“三角戀愛”故事，反使古國歌陷入愛情困境。甚至，歐陽花糾集女伴一路狂追楊紅旗，上演了一出“胡同追逐”的好戲。固然從維護自己隱私出發，歐陽花的所作所為應在情理之中，然而此舉無疑成為了楊紅旗從“小人物”到“英雄”轉變過程中的最大障礙。

 報社的無動於衷也源於對楊紅旗的不信任。一般情況下，當前報紙對於女大學生遭強奸這類的社會新聞絕不放過，然而報社出於對楊紅旗的不信任一次次錯過了著手調查的機會，直至報社領導出面幹預，從這一點來講，記者古國歌缺乏職業的敏感，應該不是一個盡職盡責的記者。然而，當他按照一名記者的應盡的職責去完成這個調查時，發現他要為這種“盡職盡責”付出代價。當楊紅旗見義勇為的事跡在主編的幹預下上報時，記者古國歌面對維護女大學生聲譽與實現老勞模夙願的“兩難抉擇”，他的良心與職責產生了強烈的碰撞，最終導致他選擇了辭職。

 可見，在《求》片中，農民工楊紅旗這個“小人物”僅僅是為了得到一次表揚，因為身份的卑微，“英雄”就成為了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夢想”。也正是楊紅旗的身份與地位，“英雄夢”的實現過程經歷了諸多的艱難與曲折，而他本人、歐陽花、古國歌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他本人謊稱父親去世，最後背井離鄉；歐陽花個人遭遇被公開，精神壓力過大差點跳城墻自殺；古國歌辭去了工作，丟了女朋友，最後不得不遠走他鄉。由此我們不僅要問，付出如此沈重的代價而獲得這微不足道的“表揚”還有什麽意義呢？楊紅旗似乎是這起事件的贏家，但他的背井離鄉又說明了什麽？一次沒有獲益者的表揚，一次代價沈重的報道，這部電影所帶來的思考正基於此。

二、超現實主義的道德審視

黃建新導演的“小人物”系列電影一直致力於當今狀態下人們所面對的現實處境的揭示，以及對處在這種處境中的人的欲望和劣根性的批判。在楊紅旗這一個新的“小人物”身上，黃建新無疑也寄寓了新的內涵與思考，對楊紅旗這一“小人物”的命運的偶然性和結局的荒誕性的描寫，更是體現了黃建新導演這種後現代黑色幽默的睿智與深刻。然而，除了楊紅旗之外，被賦予此種意義的還有一個人——楊紅旗的父親楊勝利——影片的第四主角。

 推動楊紅旗鍥而不舍地要求得到表揚的動力，正是來自他身邊的“英雄”——父親楊勝利。楊勝利，一個一生寫滿“榮譽”二字的退伍軍人，精神上的純粹讓他對物質一無所求，以至於臨死前自己未竟的夙願竟是“讓兒子也得到一次的表揚”。楊勝利精神世界的純粹足以讓任何一個人震撼，家徒四壁，經濟拮據，生活來源靠兒子在外工地打工，補貼補助全部捐出，但是貼滿墻壁的獎狀、成箱成捆的證書，足可以證明這個即將退場的英雄的厚度與重量，這同時也是推動記者古國歌之所以繼續展開調查的原因。

 然而，好像導演並不願意把故事講述成一個完全真實的、對社會現實具有批判指向的故事，也不願意把楊勝利塑造成一個“高、大、全”的傳統英雄形象。導演在一方面讓觀眾感覺到“英雄”的存在與純粹，另一方面還暗地里埋伏了不少的細節，來瓦解這種高不可攀的“精神”的崇高。靈堂前，村長的一絲微笑、嶄新的獎狀、粗大的紅燭等，都預示著楊勝利之死是一個虛假的設置。這種細節設置具有先天的後現代解構與黑色幽默的味道。對於這些一閃而過的細節，觀眾所表示的不理解也不足為怪，畢竟細節需要細心才能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