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彭順、彭發兄弟聯合執導的電影《見鬼》講述女主人公汶在香港移植眼角膜後終於再見光明，亦因此常常見到鬼。汶為了查清真相，尋找這雙眼角膜曾經的主人來到泰國，從而引出另一段冤魂故事。影片前半段在香港，除去“通過移植眼角膜而看見鬼魅”這一創意，其余恐怖橋段基本上都是香港鬼片中習見的套路，電影的後半部轉到泰國，影片籠罩在一片異域風情與神秘主義的色彩之下。這樣的場景與情緒色調轉換既滿足了跨地區投資方的市場要求，又將不同地區觀眾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微妙平衡把握得恰到好處。《見鬼》是泰國華僑、香港資深電影人陳可辛整合甲上娛樂有限公司(Applause Pictures)等國際電影資源制作出品的電影中成功的一部。馬來西亞歌手李心潔憑此片獲得香港“金像”與台灣“金馬”雙料影後。影片由中國香港、英國、新加坡聯合出品，是“泰式港片”逐漸向“帶有泰國元素的國際化港片”方向發展的一個典型代表[11]62。…

三、窺見中國版的“中國敘事”和“世界敘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敘事”已成惡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國敘事》的噩夢與美夢之間而不能醒悟。為何中國不但可以在紛亂的世界中獨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僅堅持了獨立、自主和主權，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策層面告別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極端成分，對各類“舶來品”采取兼容並取、以我為主的更開放、更務實的發展戰略，同時避免了共和國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蕩或失誤。

盡管這一過程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它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體所帶來的，卻是鴉片戰爭以來最為持久的安定和繁榮。中國有理由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對現存的問題和挑戰保持清醒頭腦，以更自信、更積極、更務實、更包容的姿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國際化和中國化之間尋找自我並造福世界。…

摘要：從《世說新語》及相關材料中魏晉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從正始到東晉，老莊“物我兩冥”思想、郭象的“獨化玄冥”說和佛教“入不二法門”思想對士人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的嬗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劉註引《向秀別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3]（《言語》）…

據本條劉孝標註引《伏滔集》，伏滔和習鑿齒當時分別列舉了青、楚二地古今以來以才德著稱者，欲比高下[11]。韓康伯不說話及其對不說話原因的解釋，實際上就是以無差別的“不二”態度來看待伏、習二家非此即彼的爭執。值得註意的是，韓康伯的話本自《論語》中孔子對於伯夷、叔齊等七位逸民的評價：“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行，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8]（《微子》）孔子的原意是不滿意虞仲、夷逸二人“食祿亂朝”，“降誌辱身”（邢昺疏語）的行為，故而用“無可無不可”這種模棱兩可的話來搪塞。所以他實際上還是有明顯的傾向性的。而韓康伯借用此語的本意卻是根本不想對伏、習二人的爭執表態。因為從維摩不二的觀點來看，這些是非和高下的爭執是可笑和沒有必要的。這並非是牽強的臆測，而是當時僧俗人士熟悉的習慣思維方法：…

維摩“不二”思想表現得最為充分的還是在東晉廣大士人的人生態度當中。在《從<世說新語>看維摩在家居士觀念的影響》一文中[17]，我們談到維摩關於“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的在家居士思想為東晉士人仕隱兼通的人生態度提供了理論和思想上的依據。按照維摩“無生無滅”的思想邏輯，因為對待事務無須有差別的認識，所以不僅在家可以成佛，而且許多人生的是非曲直也無須那麽認真了。東晉士人正是按照這樣的理解來認識和處理各種現實問題的：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劉註引《高逸沙門傳》：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淡，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3]（《言語》）…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方士們為什麽要如此積極地向天子兜售這些貨色。這個問題與士人與帝王的關系，即一些學者所謂“道統”與“勢統”的關系有關…

魏晉時期神仙觀念較之前代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人們把求仙和成仙的著眼點，從遙遠和飄渺的上天和海外神山，轉入到自己生存的環境周圍，轉入到自己個體的精神和肉體建設上來。當時士族階層所普遍熱衷的“地仙”說，就集中代表和反映了這樣的觀念轉變。所謂“地仙”說的核心，就是想方設法以求長生，以迎合門閥士族享盡現時榮華富貴的需要。盡管先秦以來各種求仙之法層出不窮，花樣翻新，但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於成仙法術的內容和需求都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寄托。就服藥一項而言，秦漢時期一些帝王服用的主要是丹藥，其目的是為了在自己身體的不死上面寄托長久統治的希望；漢末以來下層民眾中主要盛行的是服符和乞靈巫祝之道，而且這些東西往往被用來作為組織串聯並聚眾起事的工具；而魏晉時期士族文人中主要服用的是石藥，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精神上逍遙和肉體上享樂的需要。《世說新語》中士族服藥的故事，不僅體現了它與帝王服用丹藥和民眾服符的不同，而且還集中體現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前人提到這條故事往往只是籠統地將其作為何晏首服五石散的證據，更有甚者還以此作為後人服散中毒的始作俑者 。實際上何晏短短一句話含有具體而深遠的意思。

首先，何晏服用五石散確實有治病的作用（這一點常常為人們避而不談）。《內位》在提到面部色澤時說：“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 又說：“五臟六腑，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可見面白為虛寒之癥候。而何晏正屬此癥。《世說新語•容止》：“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人們通常僅僅從美容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故事。其實這種“面至白”乃是病容。當時著名的方士管輅在為何晏相面時說他“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

服飾的風俗在魏晉時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顯著特征是：人們在穿著服飾方面尊崇禮制的色彩不斷淡化，而反禮教的叛逆色彩不斷增強，此其一；其二，人們在穿著服飾方面的物質層面的需求不斷淡化，而精神層面的需求不斷增強。對於這兩點，《世說新語》都給予了充分的表現。



人類對於服飾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切身的物質需求到文化因素不斷增加的精神需求的過程。《釋名•釋衣服》：“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白虎通德論》：“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閉也。” 這是人類對衣服的直接和基本的需求原因。它被賦予社會和文化的色彩，大約是從黃帝時期開始。《周易•系辭下》：“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韓康伯註：“垂衣裳以別貴賤；乾尊坤卑之義。”…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公雲：“著膩顏帢，潝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劉註引《裴子》：“林公曰：‘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世說新語•輕詆》）



表面上看，支道林也對著顏帢深為不滿。但他的指責角度與傳統人士及《晉書》作者截然相反。他不是指責著顏帢新潮和違反禮制，而是嫌它已經過於落伍。因為入晉以後顏帢經過改造後成為最新潮的“無顏帢”，而且也被視為“服妖”之列。《晉書•五行誌》：“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無顏者，愧之言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於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在支道林看來，有了“無顏帢”這樣的最新潮的帽子你不佩戴，卻還依舊戴著油膩骯臟的老式顏帢，自然是陳腐不堪了。所以李慈銘謂：“江東時以顏帢為舊制，故道林以膩顏帢誚之。”…

木屐也是名士衣著特征明顯的一項。關於木屐的形狀，過去一直認為它與近代的木屐相似。它以木制成，上面系帶與腳連接，底部有突出的部分，稱為足或齒。《釋名•釋衣服》：“屐，搘也。為兩足，搘以踐泥也。” 《急就篇》顏師古註：“屐者，以木為之，而施兩齒，所以踐泥。” 但沈從文先生認為屐齒並非指朝下的兩齒，而是指鞋前向上翹起的齒狀物。理由是“在大量南北朝畫刻上，還從未見有高底加齒的木屐出現”。所以沈氏認為故宮博物院所藏宋人臨摹顧愷之的《斫琴圖》中持杖隱士所穿高齒履就是高齒屐 。這個說法恐怕難以成立。因為沒見過的東西不等於沒有。八十年代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中出土有木屐實物，足可為傳統說法增加佐證 。…

[內容提要] 文化生產力揭示了人的文化主體地位，明晰了政府管理文化的職能和任務。構建國家文化服務體系的核心是轉變黨管意識形態的領導方式，界定政府的文化權利和職能範圍，實現公民的文化權利，推動文化生產力發展。 

中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要順利實現這一轉變，就必須重新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中的角色，盡快建立一個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過去20多年…

二、西方《中國敘事》的“世界”版

 其實，關於中國沒有“亨廷頓”的說法本身，還可以衍生出眾多的話題。一個一直困擾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問題是，二戰後國際關系理論的突飛猛進，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又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聯不大，或風馬牛不相及。[8]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學泰鬥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點的同年，斯坦福大學政治系知名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本《填補鴻溝》(Bridging the Gap)的專著，力圖把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美國外交的實踐相結合，卻難有回天之力。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戰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歷史終結論”[9] 的大旗，現實派也開發出樂觀的“單極穩定論” (unipolar stability)[10] 和悲觀的“文明沖突論”，[11] 與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論”[12]…

摘要：海內外的中國學者已經對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範式（請註意，不是對個別理論而是整個範式，或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們頭上也許沒有亨廷頓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環，他們的成果也許一時還不會在西方學界引發“東方主義”式的轟動效應，由中國人講述的中國敘事乃至世界敘事的歷程肯定會遠遠長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也許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然而堅冰已破，風帆已揚。

 于濱：美國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一、西方看中國：幻覺與錯覺…

九 

東南亞在世界地緣政治與文化、海外華族移民格局上，都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出現。東南亞華語戲劇包括話劇、歌舞劇、戲曲、曲藝，也可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出現。早年來自中國大陸的戲班，經常是從泰國到馬來亞、從馬來亞到爪哇、蘇門答臘、加裏曼丹、菲律賓，他們把這種巡回演出叫“遊埠”。潮劇班、粵劇班、高甲戲班、瓊劇班，都有過這種經歷，有的還遊埠到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地。東南亞華語戲劇是一個整體，不同國家地區的戲劇活動，也有頻繁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潮劇班在檳城與曼谷之間頻繁走動，抗戰戲劇席卷整個東南亞。…

七 

東南亞華語戲劇，從清初傳入到20世紀的發展，幾度繁榮幾度衰落。其中有藝術本身的原因，也有社會文化的原因。就藝術本身而言，華族移民在東南亞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華人社會，從土生華人到“新客”，從客居的華僑到認同當地的華人，他們不僅把中國的物資工具、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帶到南洋，也把風俗習慣、語言藝術帶到南洋。戲劇成為南洋華人的宗教習俗、社會娛樂、政治運動的形式。酬神演戲、戲園遊藝、社會公益與政治宣傳，都曾為華語戲劇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革、觀念與趣味的轉移，華語戲劇受到各方面的沖擊，如果說20世紀前半葉東南亞華語戲劇一直處於上升期，20世紀後半葉則出現大幅度的衰落。這個總的趨勢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