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中國敘事》的“世界”版

 其實，關於中國沒有“亨廷頓”的說法本身，還可以衍生出眾多的話題。一個一直困擾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問題是，二戰後國際關系理論的突飛猛進，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又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聯不大，或風馬牛不相及。[8]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學泰鬥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點的同年，斯坦福大學政治系知名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本《填補鴻溝》(Bridging the Gap)的專著，力圖把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美國外交的實踐相結合，卻難有回天之力。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戰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歷史終結論”[9] 的大旗，現實派也開發出樂觀的“單極穩定論” (unipolar stability)[10] 和悲觀的“文明沖突論”，[11] 與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論”[12] 的延伸“歷史終結論”遙相呼應。與此同時，所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也在九十年代異軍突起，擴展迅速。

 美國的國際關系學蒸蒸日上，對國際時局的了解、判斷和把握卻屢屢失誤，對外政策中頻頻訴諸武力，以至美國現實派大師基辛格在9/11數月前出版的《美國還需要外交嗎？》一書中認為，美國除了軍事政策以外，已無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國的外交也高度意識形態化，並兼有強烈的傳教風格，且往往是最後通牒式的發令，[13]甚至到了“順我者”不昌（如對待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14] 和融入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制的中國），“逆我者”(美國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權)必亡的境地。9/11以來，美國對外窮兵黷武，在伊斯蘭/阿拉伯世界挑撥是非，制造矛盾，致使該地區亂象叢生，殺戮無度，難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戰越強，不僅擁有固定的國土和政權，而且將恐怖和打擊目標擴展至歐洲、北非和中亞多地。不僅如此，西方現實主義者早已劃上句號的“西方內戰”(Western Civil War) [15] 狼煙再起。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唆使歐洲與俄羅斯對抗，而戰略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俄羅斯則在烏克蘭/克裏米亞、敘利亞、土耳其等一系列問題上與西方不惜背水一戰。對於世界唯一尚無戰亂的亞太地區，美國也以軍力制衡崛起的中國，挑動亞洲國家“群毆”中國，唯恐太平洋太平無事。

 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面對一個怪像：一方面，西方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理論的高度發達，大師級人物（亨廷頓、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約瑟夫•柰、福山等）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國際間的亂象與西方熱衷的所謂“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卻漸行漸遠，西方“贏得戰爭，輸掉和平”(win the war but lose the peace) [16] 的幽靈欲在世界範圍重現，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經步入第三次大戰(“a piecemeal” World War III)。[17]

 試問，如此輝煌的理論與西方治下的亂世有何連帶關系？眾多的大師級戰略家們對西方理論界與嚴酷的現實之間巨大的反差有何評說？也許這就是西方對崛起的中國的《敘事》的國際版的“世界敘事”吧。如果這一推論成立的話，對非西方世界的“不確定性”的恐懼、尤其是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後由於缺少外在敵人而導致的認同危機，[18] 建構了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原動力。亨廷頓以後，美國現實主義理論範式中又繁衍出所謂“進攻型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19] 完全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審時度勢、慎用武力的內核，將國與國之間的所有交往視為你死我活的慘局。

 悲觀的西方現實主義要消滅臆想中的對手，並以武力征服“不確定”的世界；樂觀的西方自由主義則把廣袤的非西方世界視為西式民主政治體制和西方資本勢力的“機遇”，即所謂“華盛頓共識”。其目標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標準的各種“自由”——如言論自由（尤其是對社交媒體在非西方國家中的無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車臣暴亂、疆獨藏獨等各種極端宗教勢力）、貿易自由（從19世紀向中國輸出鴉片，到21世紀的TPP中強調西方大公司對違反知識產權的訴訟自由）、移民自由（不等於西方要接收來自非西方地區的難民）——使非西方世界個體化、碎片化，妖魔化，使之無心亦無力對應西方資本的流動和意識的傳播。

 西方自由主義與西方現實主義之間的差別其實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無意與現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協。在這一點上，它們與西方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的各種流派一樣，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義強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邏輯和理念尋求理論和實踐的最高純潔度（或極端性）。19世紀以來，西方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前蘇聯代表的“正統的”西方共產主義、視男性為萬惡之源的女權主義，和視一切人工痕跡為大逆不道的環保主義等，盡管它們也許在理論上水火不容，實踐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個擁有各種層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覆雜的國際事務劃為黑白分明、善惡對壘的兩極體制，並按照自身的價值觀念改造和征服對方或整個世界。在21世界的“文明沖突”時代，西方各種主義的極端性，也塑造了同樣排他性、不妥協、極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對手——伊斯蘭國。

 在這一點上，西方國際關系大師們似滿腹經綸，在個體上似有條有理，整體上則謬誤千裏，且害人害己。如今反體制的勢力席卷西方各國（如美國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國的馬琳•勒龐），右翼如日中天（在奧地利、荷蘭、瑞典、波蘭、匈牙利、烏克蘭，當然還有自認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憤怒”和“迷失”的一代，會將充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處？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