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東南亞華語戲劇，從清初傳入到20世紀的發展，幾度繁榮幾度衰落。其中有藝術本身的原因，也有社會文化的原因。就藝術本身而言，華族移民在東南亞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華人社會，從土生華人到“新客”，從客居的華僑到認同當地的華人，他們不僅把中國的物資工具、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帶到南洋，也把風俗習慣、語言藝術帶到南洋。戲劇成為南洋華人的宗教習俗、社會娛樂、政治運動的形式。酬神演戲、戲園遊藝、社會公益與政治宣傳，都曾為華語戲劇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革、觀念與趣味的轉移，華語戲劇受到各方面的沖擊，如果說20世紀前半葉東南亞華語戲劇一直處於上升期，20世紀後半葉則出現大幅度的衰落。這個總的趨勢不容回避。

東南亞華語戲劇一個世紀的興衰，有多方面的原因。上半世紀東南亞華族移民的增多、華人社會規模的擴大、華人民族意識的增強、藝術交流與本地創作的興起，都給華語戲劇的發展與繁榮創造了必要而充分的條件。後半世紀東南亞民族建國運動推進、冷戰地緣政治格局改變、華語語言與文化傳統的破壞、新的藝術形式諸如電影電視的沖擊、戲劇藝術形式本身的局限，無不造成華語戲劇生態的逐漸惡化。其中戲劇藝術形式本身在現代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衰落，是世界性的問題。所謂戲劇危機，出現在西方社會，也出現在現代中國，不獨東南亞國家華語戲劇如此。

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戲劇，既是危機的戲劇，又是探索的戲劇，戲劇危機觸動戲劇探索。20世紀世界戲劇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技術與新藝術的沖擊帶來戲劇的危機，首先是電影，然後是電視。二是新戲劇樣式帶來的對傳統戲劇的沖擊，使人們陷入戲劇觀念與慣例的斷裂造成的戲劇危機。新技術與新藝術的沖擊，從根本上威脅到戲劇的意義。戲劇觀眾流失，被電影院、客廳電視分割了，這是戲劇危機的主要特征。戲劇觀念也受到威脅，如果戲劇是摹仿，電影電視豈不比戲劇更好地實現摹仿的藝術理想？人們對幻覺戲劇的失望很可能是因為電影比戲劇更能制造幻覺。戲劇的危機是戲劇探索的動力。探索新的觀演關系與劇場空間、探索戲劇的社會儀式化可能，是戲劇對新技術新藝術挑戰的回應。戲劇試圖在觀眾參與的現代精神生活儀式中找回失去的觀眾。

新戲劇樣式帶來的對傳統戲劇的沖擊，使戲劇陷入觀念與慣例的斷裂造成的危機，更明顯地表現在東方戲劇中。筆者認為，就東南亞華語戲劇而言，就面臨著的雙重危機：一是電影與電視分流了戲劇觀眾，這一點與西方的情況基本相同，只是比西方的形式更嚴峻，因為第二層危機經常與第一層聯系起來；二是現代話劇沒有完成其民族化本土化歷程，觀眾僅限於城市知識階層，在本土社會中根基不夠深刻，同時，傳統戲曲也沒有完成其現代化歷程，觀眾大多限於傳統方言族群。現代與本土的戲劇傳統都非常薄弱，而且二者之間還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斷裂，這就使東南亞華語戲劇有雪上加霜之勢。電子傳媒的沖擊是東西方共同面臨的危機，新的戲劇藝術沒有成熟，舊的又逐漸衰落，華語戲劇的危機，又危過西方。東南亞多語種的大文化環境與華人社會多方言的小文化環境，進一步分割華人觀眾，又使東南亞華語戲劇危過其他華人社會。

我們不能在本質意義上討論戲劇危機，只能在歷史意義上討論戲劇危機，因為每一次戲劇危機都是在特有的歷史語境中發生的。東南亞華語戲劇在20世紀後半葉經歷的危機，是世界範圍內戲劇危機的一部分，但又表現出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問題。東南亞華語戲劇的危機，有戲劇藝術的危機，還包括華語語言的危機。戲劇藝術的危機是普遍的，華語語言的危機卻是東南亞華語戲劇特有的。東南亞華人的華語，不論是華文教育還是方言使用，都處於現代化運動的英語優勢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本地語言優勢的雙重迫壓與沖擊下。限制或禁止華文教育，抽空了華語戲劇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藝術根基。如果華語語言的衰落難以挽回，可以企望華語戲劇覆興嗎？

21世紀初東南亞華語戲劇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盤點東南亞華語戲劇史的經驗與資源，如何面對華語戲劇的衰落與困難，如何展望東南亞華語戲劇的未來。客觀的態度、深入的分析、堅定的信念都是重要的。我們需要知道現狀，更需要知道造成這種現狀的歷史文化淵源。

八

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使東南亞華語戲劇面臨著更為深重的危機，它涉及華人社會文化存在的本質問題。華人“過蕃”有千年歷史，但大規模地移民東南亞，卻是近百年的事。華人移民東南亞，是一種自然自發的移民，沒有政治軍事組織與宗教信仰推動，他們的身份，往往介於移民與難民之間。與歐洲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移民或殖民，有根本的區別。西方的移民，往往是有明確的經濟目的、堅實的政治組織、強大的軍事支持的殖民。對於他們來說，沒有本地化的問題，只有本地西方化的問題。他們用大炮與瘟疫掠奪土著人的土地與生命，用貿易榨取土著人的財富，用基督教俘獲土著人的心靈。他們是他們所到之處的主人。華人移民不同，他們身後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支持他們，卻有一個殘暴的帝國追剿他們。當年帝國強大時，海禁禁“過蕃”“駐蕃”，帝國崩潰，中國政府無法限制禁止移民，更無法組織或支持移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比較西方人與阿拉伯人、中國人向東南亞移民時指出：“雖然阿拉伯人和中國人都曾在約略與西歐人相同的時期大批遠赴海外冒險，但是他們都未能成功建立完整、富裕、並且從屬於一個偉大的核心母國的自覺的海外移民共同體。”[2]

西方人在東南亞建立自己的殖民統治，同為“移民”，西方人成為統治者，中國人與東南亞“土著”成為被統治者。華人移民到東南亞，被分割成零散的方言群體，有經濟能力，卻無政治軍事組織力量。他們與當地人和平相處，甚至依附當地的西方殖民者。他們是移民、難民、勞工、苦力。唯一能夠證明他們居留的合法性的，是他們願意在不平等的機會與條件下出賣勞動力。殖民地時代裏，華人在東南亞的居留身份模糊，但大多數時間內不會威脅到作為一個外來勞工與小商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南亞地區民族獨立與建國運動興起，在民族主義熱潮中，本地化問題突顯出來，印尼是印尼人的、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那麽華人的歸屬問題呢？華人即使在觀念與行為上認同本地，參與甚至組織本地民族獨立運動，華人的身份本地性依然值得懷疑。因為構成現代民族這一“想像的共同體”的基礎是語言，所謂現代民族語言。

東南亞華人在現代構建民族國家的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中，可以認同東南亞本地，放棄與祖籍國中國的政治歸屬關系。但是，本地的概念是虛幻的，不足以支持民族認同。我們註意到，不管是“東南亞”地區，還是東南亞國家，其民族國家政治地理都是前殖民地統治劃定的。印尼的地界基本上是荷屬殖民地，菲律賓先是西班牙後是美國殖民地，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是英屬殖民地，因為同是英屬殖民地，所以新馬一家還是新馬分家，就成為問題。現代民族想像性構建的基礎，實際上是不能落實在“本地”的地理基礎上。種族因素也是可疑的，東南亞民族與華人混血，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海峽土生華人是華人與馬來人的混血，泰國王室也有中國血統。地界與種族都無法從根本上構建民族，只有語言才是最關鍵的因素，可恰恰是語言，華人不可能“本地化”。所以，在東南亞新國家的“建造民族”運動中，華人的身份存在一個本質性危機：他們使用華語！

在東南亞現代民族主義建國運動中，華語背叛了東南亞華人的本地認同。這是東南亞華人文化與藝術發展遇到的最根本的、致命性的問題。東南亞華語戲劇的問題不是戲劇，而是華語。我們註意到，二戰以後東南亞現代國家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在限制華語，甚至徹底禁止華文。在東南亞華語戲劇史上，最大的問題或最敏感的話題是本地化與中國化的沖突，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語言，背景是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東南亞國家用從西方學來的民族主義作為現代國家意識形態，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同時，他們又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自覺地徹底西化，接受西方的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英語程度不一地成為整個東南亞的通用語言。

在東南亞覆雜的現代民族主義國家政治理念與後殖民主義的文化環境中，華語戲劇的發展歷史坎坷重重，前景令人擔憂。限制其發展的，不是藝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本質性的。我們研究東南亞的華文文學與藝術，往往在態度上自覺要求充滿信心、鼓勵與樂觀，但事實是不可回避的。它考驗著中華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發展的生命力。雷海宗先生說近1000年中華民族最有生機的是閩粵系，他們向整個東南亞的拓殖，使中華民族世界化。可是，這個世界化的真正意義是什麽？華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從落葉歸根到落葉生根，華人在本地化中世界化了，可世界卻遠沒有中華文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