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方士們為什麽要如此積極地向天子兜售這些貨色。這個問題與士人與帝王的關系，即一些學者所謂“道統”與“勢統”的關系有關 。方士積極為帝王的政運長久出謀劃策，固然有取媚帝王的一面，但反過來看，這也未嘗不是為自己爭取地位的一種方式。正因為如此，所以秦始皇時代與漢武帝時代的方士在各為其主的比重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應當看到，戰國後期的方士在與秦始皇合作的動機上帶有一定的互利需求。他們的本意是，我以我的方術成就了你的權勢地位乃至長生欲望，你也應當相應地考慮我的利益和需求。他們尤其感到具有穩操勝算把握的是，無論是改制封禪，還是尋藥服丹，你帝王本人都無法與上帝和神仙直接溝通。這個角色只有我方士能夠勝任。所以我的地位不應低下，至少應當與你平起平坐。然而他們失算的是，正是由於他們竭力促成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勢力，才導致其暴政的肆虐。深受其害的不僅是國人，首先便是他們自己。由於沒有得到他們期望的好處和利益，所以為秦始皇出謀劃策的方士要麽泥牛入海，不辭而別（如韓終、侯公、石生等人），要麽反唇相譏，私自亡去（如盧生、侯生）。請看二人私下的交談：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劉澤華先生認為：“從這段文字看，兩個方士還不是沒有政治頭腦只是以方術取寵的騙子，而是勤於觀察思考的智慮之士。他們看不慣秦始皇主要有兩點：一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過於驕橫和專權，二是嫌秦始皇親信獄吏（文吏），不重用儒生和有謀慮的士人。” 這件事情不僅導致了方士與秦始皇――“道統”與“勢統”之間關系的破裂，直接鑄成了焚書坑儒的事件，而且還使本來較為平等（至少是表面上）的“道”“勢”關系急轉直下，變為漢代開始君臣之間絕對的主仆關系。所以漢武帝手下的方士在為主子獻策時已經沒有秦始皇時代方士們那麽多非分之想，他們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想使自己的奴仆地位更加穩固一些而已。然而其下場卻沒有比他們的前輩更好，無論是李少君、少翁，還是欒大，都沒有逃脫被誅的結局。聰明的公孫卿盡管絞盡腦汁，最終也不過僅免一死 。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秦漢時期帝王尋丹服藥的行為，本來是方士為改變自身社會地位而向帝王獻媚的手段。但這一手段不但沒有奏效，反而卻使尋丹服藥的求仙目的特權化，使早期神仙觀念中人人可以成仙的可能變為帝王獨自享用的特權。與此同時，隨著帝王成仙希望的破滅，士人與帝王之間的關系也就出現破裂。這就意味著不僅丹藥的享用者孕育著變更的可能，而且“道統”與“勢統”的關系也產生重新組合的必要。

（二）正始名士服藥的精神取向

秦始皇時代士人與帝王關系的反目，導致漢代很長一段時間內士人處於奴仆的地位。但他們顯然不甘心於此，所以想方設法進行反攻倒算。現存漢代以來的典籍中關於帝王尋藥服丹的記載多為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不僅是士人張揚其群體意識的開始，而且也是新的神仙觀念的端倪。葛洪在《抱樸子•論仙》中對此作了系統而深入的總結：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誌，不在於富貴也。茍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沖累耳。……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鐘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囐，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訊，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荑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屍千裏，流血滂沱，斬斷之刑，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腯，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芍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辟地拓疆，泯人社稷，驅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戶，仰幹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眾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

顯然，葛洪在這裏通過至道仙法與秦皇漢武遠離仙道的鮮明對比，已經把帝王在尋藥服丹領域的特權徹底取消，從而表現出漢代以後以知識階層為主體的士人群體在道教服食領域打算對帝王特權取而代之的強烈欲望。葛洪在其《神仙傳》中又以許多神仙故事形象地體現了這種新鮮的神仙思想。傳中故事普遍寫到武帝求仙的失敗，同時還具體點明帝王求仙失敗的原因主要在於其身份地位使得其求道不誠。如《李少君傳》寫到李少君指明漢武帝求仙失敗的原因時說：“陛下不能絕驕奢，遣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裏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 不僅如此，一些神仙傳記中還對帝王與神仙（實為方士）的君臣關系提出質疑。《衛叔卿傳》中當漢武帝得知衛叔卿為中山人後說：“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不想這句話卻引起了衛叔卿的極大反感。“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雲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默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可見方士已經不能接受自己與帝王主仆式的君臣關系。此正如日本學者小南一郎指出的那樣：“《神仙傳》中李少君所敘述的內容，實際上代表了與襄楷、葛洪等人的神仙思想、初期道教思想有關聯的知識階層的主張。把追求‘永生’作為君主特權的古代神仙思想，被這種知識階層的倫理價值觀念否定了；以這種知識分子階層的價值觀為基礎的新神仙思想，在這一時代發展繁榮起來了。”

需要進一步明確指出的是，葛洪所總結的這種反對帝王尋藥服丹特權的神仙思潮新動向，並非是到了東晉時期才突然冒出的東西。實際上從漢末開始，隨著漢朝政權的動搖和君權的日益削弱，求仙服藥已經開始成為士人自己向往的享用目標。首先是一些醫家的推薦倡導。漢末張仲景不但在其《金匱要略》中著錄了五石散的藥方，而且還經常以此方向士人推薦。《殷蕓小說》：“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 或許這意味著王粲在三十以後服用過五石散，至少對服散之事十分關註。劉敬叔《異苑》載：“魏武北征踏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比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曹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為當。” 可見在漢末荊州古冢中已經瘞有以大量石藥隨葬的屍體。所以今人胡孚琛說：“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已言社會上有‘服生礬石’之人，可知道士以石藥煉丹，名士服五石養生，在魏晉之前就在社會上流傳很久了。” 不過士人服藥與帝王尋藥服丹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許多不同。實際上帝王是在尋求不死之藥不得後才退而求其次，用服丹的辦法來代替。他們所服丹藥多為外丹黃白之術，石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漢末以來士人服藥主要就是石藥，其中最著名者即為“五石散” 。士人最初服用五石散的目的，明顯地有別於帝王以身體長生作為政運長久條件的初衷。他們是把服藥作為達到精神上自由無限的境界，進而體現其群體獨立人格的媒介。這一點，從《世說新語》中看得十分清楚：

何平叔雲：“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註：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於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世說新語•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