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本條劉孝標註引《伏滔集》，伏滔和習鑿齒當時分別列舉了青、楚二地古今以來以才德著稱者，欲比高下[11]。韓康伯不說話及其對不說話原因的解釋，實際上就是以無差別的“不二”態度來看待伏、習二家非此即彼的爭執。值得註意的是，韓康伯的話本自《論語》中孔子對於伯夷、叔齊等七位逸民的評價：“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行，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8]（《微子》）孔子的原意是不滿意虞仲、夷逸二人“食祿亂朝”，“降誌辱身”（邢昺疏語）的行為，故而用“無可無不可”這種模棱兩可的話來搪塞。所以他實際上還是有明顯的傾向性的。而韓康伯借用此語的本意卻是根本不想對伏、習二人的爭執表態。因為從維摩不二的觀點來看，這些是非和高下的爭執是可笑和沒有必要的。這並非是牽強的臆測，而是當時僧俗人士熟悉的習慣思維方法：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3]（《文學》）

有人認為王坦之的無言是贊許支道林的《即色論》[12]，實際並非如此。從表面上看，支道林是用《論語》中孔子論學之語：“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8]（《述而》）劉寶楠《論語正義》：“默者，王逸《楚辭惜賢註》雲：‘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8]（p136）即為學時無言默記於心。然而實際上他使用的卻是《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中的典故。當諸位菩薩各自陳說自己對於“不二法門”的理解之後，大家一致問文殊師利何為“入不二法門”時，文殊師利說：“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應當說，文殊師利的解釋本身是符合“不二法門”的思想的，然而他在解釋這個道理的同時，自己也就犯了一個與自己解釋的道理相悖的錯誤，那就是他用語言陳說這些道理的本身也就違背了“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這些認識的初衷。所以當文殊師利用同樣的話問維摩何為“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竟然“默然無言”。這時文殊師利才恍然大悟，無限感慨地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7]（《入不二法門品第九》）明白了這些典故，就不難看出，支道林使用《論語》之語的典故實際上是他設下的一個圈套，即如果你承認了“默而識之”，就等於承認了對《即色論》的贊許。而王坦之的話不僅說明他看穿了這一圈套，而且還證明他對於支道林所使用的兩個典故，尤其是《維摩詰經》的典故了如指掌。他的意思是說你支遁並不是文殊師利，所以並不能領會我默然無言的真正含義。言外之意是暗示自己對支遁的學說不屑一顧[13]。可見維摩“不二”思想是當時僧俗名士談資和交流的必要素養。

東晉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下所形成的士人身名俱泰、仕隱兼修的價值取向與維摩“不二”思想的包容性、圓滑性取得了共鳴，所以在當時許多問題的處理上都表現出二者兼通的影子。其中世族文人對於政務的處理就是一個重要方面。

陳寅恪先生曾對東晉時期過江世族的現實處境和相應的政治策略有過鞭辟入裏的分析。大略謂由於三國以來江東一帶與中原地區形成的從政治到文化的隔閡，使得偏安江左的中原世族政權在政治上處於一種尷尬狀態。從政治傾向上看，江東的本地吳姓和過江的中原僑姓有著本能的對立；然而從現實的處境來看，過江的中原士族又必須得到江東吳姓的支持，才有可能使新生的東晉政權在江東站穩腳跟。在這種背景下，處於東晉政權核心的士族文人敏銳地意識到聯系和籠絡江東吳姓大族的重要意義，所以在政治上推行了一套對於江東大族有利的政治策略。歷史的發展證明，這些政策的執行對於東晉政權的逐漸穩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4]。這些情況在《世說新語》中有較為清楚地反映。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東晉開國元勛王導。

在瑯邪王司馬睿帶領中原大族初到江東時，“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是王導想方設法使其擺脫困境，“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5]（《王導傳》）。不僅如此，擔任丞相的王導還努力以寬松的政治策略來保持東晉穩定的局面：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箓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劉註引徐廣《歷紀》：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3]（《政事》）

從表面上看，王導這種對所有文件都劃圈同意照辦的做法實在是昏庸憒能之舉。所以他的這些做法在當時曾為許多人所不理解，即王導所言人之“憒憒”。如：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雲：“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3]（《政事》）

王導是以酷暑天熱為借口，勸庾冰簡化政務，實際上就是仿效他的寬松政策。庾冰的不以為然，正說明當時一些不能理解王導綏靖政策的政治意義的人的看法。然而這種看法在當時並不占主流地位。本條劉孝標註引《殷羨言行》：“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每嘆詠此唱。庾赤玉嘗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余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殷羨所謂“丙吉問牛喘”，典出《漢書·丙吉傳》，言其出行見鬥毆者不問，而問牛喘，遂以寬恕識大體著稱。殷羨以丙吉事作比，意在譏諷庾冰為政之嚴，贊頌王導為政之寬[15]。所以殷羨之語可為上文徐廣《歷紀》謂王導“垂遺愛之譽”的註腳。實際上這種美譽在王導在世時已經不少。過江之初，部分中原士族本為其前景擔憂，但很快為有王導的存在而釋然。桓彜、溫嶠經過與王導的交談，便將王導視為江左管夷吾，並謂“無復憂矣”，即為明證[16]。

與王導綏靖寬政做法相同的還有謝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雲：“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劉註引《續晉陽秋》：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並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裏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雲：“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3]（《政事》）

王導和謝安以寬為政的做法固然出於政治的動機，然而他們在政事中有意模糊是非卻是自覺的意念。雖然目前尚無證據說明這是維摩“不二”思想直接影響的結果，但它與“不二”思想的相通和吻合卻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