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國主義”論述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密切相關。如果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新形式、體現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整編能力，那麽這種控制和整編也包括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關係，此即“文化帝國主義”。這里的“文化”首先、也主要是指西方的文化工業產品。所以美國學者佩查斯（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目標：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娛樂商品的出口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業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獲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國主義在於將人們從其文化之根和團結傳統中離間出來，並代之以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隨著一場場宣傳攻勢變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則是把人們從其傳統的階級和社會的圈子中分化出來，並使得人和人之間產生隔閡。”[11]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有關文化帝國主義分析和批判，都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影跡。

 對“文化帝國主義”論述作全面檢討的是英國學者約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他所謂的“文化”，是指特定語境中人們從其種種行為和經驗中所吸取的種種意義，所謂“帝國主義”則是指涉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的現象。借用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語理論，湯林森把文化帝國主義的各種論述整理為4種方式，並在分析和批判中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觀點。

 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一種話語，文化帝國主義是指媒介帝國主義。鑒於西方媒體幾乎壟斷了全球文化傳播、也壟斷了解釋世界的權力這一現狀，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話語一般都將電影電視、收音機、印刷媒介和廣告等媒介置於中心地位。湯林森在肯定這一現狀的同時，反對媒介的表現及其機構可以獨立運作這樣一種媒介理論家的專業立場。因此第一需要在政治/經濟這一寬廣的語境將“文化”的領域作特定的安頓。“媒介帝國主義”研究的分析層次通常是政治經濟方面或制度方面，並且經常沒有分析文化支配這個特定的層面。第二必須看到，觀眾主動積極的、繁複而具有批判性的自覺遠遠超過媒介帝國主義理論家的想像。人們看美國電視、讀美國新聞並不等於接受美國文化，他們似乎並不像媒介批判論者所認為的那麽容易受騙。第三，媒介在西方文化圈中、在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當中占有什麽地位？不同於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的觀點，湯林森認為，現代社會的人固然收看一大堆電視節目，但他們同時也作其他許多事情。文化經驗的一個層面總是為另一個層面所中介。我們對於一個電視節目、一本小說或一篇報紙文章的想法、觀感，總是受到我們現實生活的百般遭遇之影響。過度強調文化行動及經驗的媒體再現面向，或許是把文化界定得過於狹隘了。基於這些理由，湯林森認為：評估“帝國主義者”媒介對於另一個文化所產生的各種效果，最好不要狹隘地從媒介帝國主義這樣的觀點來看。“更為適當的作法，很可能必須將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當作是一個遠較寬闊的文化變遷過程，其中媒介只是眾多運作要素的一種。……這樣一個變化過程，其實並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人們其他生活經驗已在變動這個更大格局的一部分：都市生活、仰仗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取得收入與需要的滿足、生活經驗化作片面分立的各個‘領域’——工作、消費以及‘私人生活’等等。這些例行的日常的實體生活之演變（這其中也以各種方式，包括了媒介再現之中介）或許可以稱作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沖擊。”[12]

 作為一種“民族國家”的話語，文化帝國主義是指對民族國家文化認同的攻擊。首先一個問題是，“文化”與民族國家的界線很難完全吻合配套，兩者並不重疊，在民族國家之內，可能存在著種種文化認同的類型，它們與“民族文化”相當不同，有的還存在衝突。所謂一個民族文化遭受侵略，“唯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使得論述前後連貫而有力：我們所指稱的民族國家認同，說即所謂遭受‘侵略’的文化必須是統一的（unified）。如果情況並非如此，如一個民族國家之內出現了氏族（ethnic）或地域（regional）文化的抗爭，則此定義之下的文化支配的論述必定捉襟見肘。這是因為宣稱民族國家文化已遭侵蝕或‘取代’，可能也就等於制造了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文化統一性。這個說法在政治上產生的效果，或許是點燃了另一種文化支配形式，並使之與現存的文化支配形式產生對抗。建構文化‘他者’(other)或甚至是‘敵人’的話語，如果必須依仗民族國家之疆界作為憑據，則任何一種文化勢力只要能夠自行宣稱代表‘民族國家’，或是透過巧妙手腕而以民族國家的姿態發言，都能從中得到浮面而虛假的合法性。”[13]同理，“入侵的國家”也很難說其民族國家認同是統一的。借助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觀點，民族國家與文化其實是“想像出來的社群”，而在18世紀導致“民族感”產生的眾多歷史事件中，最為緊要的是“資本主義印刷文明”，其後果一是通俗語言的一種變成了“國語”，二是這些印刷媒介的表意過程，由於它們將時間及空間聚合於一處，因此產生了另一種理解何謂民族國家“社群”的方式。

[11][美]詹姆斯·佩查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化帝國主義》，原載：美國《僑報》（1993年2月20日。
[12][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1991），馮健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頁。
[13][英]約翰·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1991），馮健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2頁。

（愛思想 2021-04-09 原題〈概念選擇與權力競爭——關於全球文化管理的幾個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