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內外的中國學者已經對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範式（請註意，不是對個別理論而是整個範式，或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們頭上也許沒有亨廷頓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環，他們的成果也許一時還不會在西方學界引發“東方主義”式的轟動效應，由中國人講述的中國敘事乃至世界敘事的歷程肯定會遠遠長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也許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然而堅冰已破，風帆已揚。

 于濱：美國文博大學（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上海美國學會資深研究員

一、西方看中國：幻覺與錯覺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對華觀念為何總是在噩夢與幻夢之間搖擺？為何西方對華的幻想與幻覺中除了夢寐以求的市場和揮之不去的黃禍以外鮮有對華的平視、平等和平常心態？為何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機遇論”永遠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共存共處？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博士在其近著《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欲望與權力——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 簡稱《中國敘事》，中譯本由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2016年5月底發行）一書中，對西方這種類似精神分裂型的對華觀念，進行了深刻、系統和獨特的解析。

 潘博士的基本論點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對中國崛起的種種表述，與其說是對真正的中國的客觀描述，不如說是基於西方自身社會話語中的所謂“自傳性” (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體潛意識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無時無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識和觀念對理性和知識的追求。具體說，就是“欲望助長了獲取知識和生成知識的渴望，而後者又反過來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於欲望的實現”。[1] 最終，“知識喪失其貌似的純真，顯露出與權力的紐帶關系”。[2] 由於中國在西方認知中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在西方的“中國敘事”中，常常出現中國“威脅” 和中國“機遇” 這兩種南轅北轍觀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狀態。如果說前者是對崛起的中國的無知而導致的神經性的恐懼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潰，後者則代表不可求的卻又無法遏制的物質欲求。不論二者之間有何差異，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鏡來折射（而非透視）在西方看來是另類的中國。

 《中國敘事》一書對西方的理論和理念不是一味的拒絕或簡單的批判，而是從西人的思維方式、從多個視角和層次加以剝離和考證。雖然此書屬政治學類，但卻涉及哲學、歷史、文化、人類學、科學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等眾多學科，集經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條理清晰，邏輯嚴密，環環緊扣。幾年前第一次讀《中國敘事》的英文版時，感覺有薩伊德的《東方主義》[3] 的風格。[4] 這裏需要補充的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其實是對西方學界中的強勢的學術種族主義(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議和無奈的詠嘆調之混合體，對於西方學界的傲慢與偏見，薩伊德的手段是徹底毀之而後快。相比之下，《中國敘事》則是以西式“工具”，對其進行CT式掃描或外科手術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維結構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讀者引入一個他們自認為是理性、科學、並占有道德制高點但實際卻是非理性非科學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視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5]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敘事》比《東方主義》更勝一籌。

 當今中國的主流媒體仍在述說中國沒有也很可能不會有中國的“亨廷頓”，由此認為中國學者中無法產生論述中國崛起和與之相對應的國際戰略的巨著，[6] 至少現在還未出現具有原創力的“大師”。[7]《中國敘事》的出版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海內外的中國學者已經對西方國際關系的理論範式（請註意，不是對個別理論而是整個範式，或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們頭上也許沒有亨廷頓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環，他們的成果也許一時還不會在西方學界引發“東方主義”式的轟動效應，由中國人講述的中國敘事乃至世界敘事的歷程肯定會遠遠長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也許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然而堅冰已破，風帆已揚，面對西方理論範式的書山學海，潘成鑫博士已經向頂峰和彼岸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值得中國同行和主流媒體的認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