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說東漢班固等人對於圍棋的這種全新認識主要是體現在文字狀態的話，那麽魏晉文人則更加廣泛地將這種對於圍棋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的認識運用於生活實踐當中。從《世說新語》的記載可以看到，圍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內容和人格修養之一。《世說新語·巧藝》：“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余藝莫逮。”可見是否會圍棋，是評價一位名士的修養的重要參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談舉止，是伴隨著高雅神秘的圍棋活動而進行的。他們對於圍棋的貪戀已經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10]（《排調》）

因大人與初學圍棋的兒童棋藝差距很大，可兒童又往往不甘心認輸，所以就以不講理的辦法阻止大人行棋。文中“按指不聽”四字，維妙維肖地刻劃出王導之子王悅的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態。而夫子二人迷戀圍棋之深，也就躍然紙上了。

魏晉名士喜愛圍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從圍棋的哲學意識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觀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所以“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10]（《巧藝》）。坐在棋桌前的隱居和用手指的清談可以說是他們對圍棋價值魅力的最好理解。沈約曾在《棋品序》中總結圍棋的深奧意蘊和漢晉時期人們喜好之狀雲：“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4]（《全梁文》卷三0）所以，他們便在忘我的圍棋活動中，去體會圍棋所蘊含的深奧哲理和文化精神。如：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暗當故耳！”[10]（《雅量》）

“暗當”一詞，未見諸書復用。余嘉錫箋疏引陳僅《捫燭脞談》十二雲：“‘暗當’似雲默受，當讀為抵當之‘當’，去聲。”余嘉錫謂：“陳說亦想當然耳。未便可從。”余氏此說雖意在求據，但陳說亦非一家之言，故未必不可從。王世懋對此評曰：“‘暗當’之解，似雲默受。”[4]與陳說不謀而合，今人《漢語大辭典》已取其默受之說[5]。默受之意，正與“舉止如常，顏色不變”相吻合。這種遇事不露聲色的氣量不僅是當時名士所崇尚的風度雅量，而且也是圍棋所倡導的“有勝不誅”，“雖敗不亡”的人生態度的表現。梁武帝的《圍棋賦》將其形容為“失不為悴，得不為榮”[4]（《全梁文》卷一），也正是悟出了這種道理。人所共知的謝安聞淝水大戰捷報，不動聲色，繼續與人對弈[6]；顧邵下圍棋時得知兒子夭折，“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 [10]（《雅量》）；甚至孔融的兩個兒子聽到父親被捕的消息時，仍然“弈棋端坐不起”[7]等等，都是這種人生態度的表現。

既然圍棋具有“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人們又如此酷愛圍棋，所以這個時期的圍棋技藝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其標誌之一是圍棋的棋盤在這個時期由十七道增為十九道[8]。棋道的增加使圍棋增加了難度，也給圍棋帶來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其二是由於人們競相切磋提高棋藝，並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響，魏晉時期開始對棋手的棋藝高低進行分級定品[9]。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於圍棋的濃厚興趣，促使他們躍躍欲試，爭取在這咫尺的棋局中充分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個性，以至證明自己的人格尊嚴：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劉註引範汪《棋品》：“虨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10]（《方正》）

從范汪《棋品》可知按照當時的品位劃定，王導和江虨有四品之差；而且四品之差的正常差距應當是下讓二子棋。但這個故事給予今人的內容意義，已經不僅僅是其單純的史料價值。江虨拒絕和王導下不讓子的平子棋（敵道戲），說明他對自己和王導之間的棋藝差距十分清楚，並引以為自豪。在他看來，下了平子棋就等於抹煞了二人的棋藝差距，這不僅是一種乏味的遊戲，而且也近乎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而王導對他的贊嘆，也正是指這種自強自尊的人格精神。

然而更為動人心弦的，還是他們在圍棋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蔑視禮教和追求個性自由的精神。阮籍母親臨終時，他正在和別人下圍棋。對方見狀，便起身告辭。可阮籍卻拖住對方不放，“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鬥，舉號一聲，嘔血數升，廢頓久之”，這才踉踉蹌蹌地跑回家去[10]。王坦之在守喪期間，也不顧禮教限制，公然與客人下起圍棋[11]。從表面上看，這或許就是韋曜所批駁的“廢事棄業，忘寢與食”，“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但如果明白了當時司馬氏政權以推行禮教為名，行黨同伐異之實的現實背景的話，就會清楚他們的真實動機並非要褻瀆禮教，而是要褻瀆那些利用禮教來裝扮自己屠刀的人。圍棋也就成為一種政治觀念角逐的工具了。

綜上可見，圍棋從原始時代的作戰演示，到先秦時期的教化工具，再到魏晉時期的文人人格和才能的展現，無論是操作規則，還是其文化內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巨變的深刻意義，不僅在於它成就和完善了一種代表中華文化的體育文化競技項目，至今仍風靡世界，而且還在於它對於士族文人的精神文化修養所起到的營造錘煉和積累作用。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巨變，才會使圍棋成為代表文人文化精神修養的重要形式，走進“琴棋書畫”之中，走進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走進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之中。

【參考文獻】

[1] 張彥遠.法書要錄[M].《叢書集成初編》本
[2] 蕭統.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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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5] 廣韻[M].《四部叢刊》本
[6] 司馬遷. [M].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標點本。
[7] 司馬光.資治通鑒[M]. 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標點本。
[8] 何晏註、邢昺疏.論語註疏[M]. 《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9] 趙歧註、孫奭疏.孟子正義[M]. 《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10]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原載《大連大學學報》200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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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本《博物誌》無此文，見引於《藝文類聚》卷七四。今人範寧據以輯入《博物誌校證·佚文》（中華書局1980年版）中。但範氏輯文自“孔子曰”至“無不中者”一段文字則為《藝文類聚》原文所無。系從《論語·陽貨》和《世說新語·巧藝》篇闌入。
[2] 也有人將圍棋起源的原始作戰說於堯造說混為一談，得出以堯之仁義，不可能教子以兵伐人之國。如唐代皮日休《原弈》言：“以堯之仁，……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於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縱橫者流之作矣。”載《全唐文》卷七九九第371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原刊本。至於宋代羅泌《路史·後記》所說：“帝堯陶唐氏……為制弈棋以閑其情。”雖然談到其消遣功能，但這已經是宋代的事情了。
[3] 《晉中興書》，劉宋何法盛撰，原書已佚，清人湯球等有輯本。此據《世說新語·政事》“陶公性簡厲”條劉孝標註引。
[4] 明淩濛初刻四色套印八卷本《世說新語》。
[5] 至於王叔岷《世說新語補正》謂“暗當”猶雲“暗會”、“暗合”，則殊不可解。臺灣藝文印書館1975年版。
[6] 《世說新語·雅量》。
[7] 《世說新語·言語》“孔融被收”條劉註引《魏氏春秋》。
[8] 關於圍棋棋道從十七道改變為十九道的時間，過去人們一直存有疑惑。邯鄲淳《藝經》上明確記載：“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說明三國時還是十七道。但何時變為十九道史籍卻不甚明了。宋代李逸民在其《忘憂清樂集》中提到孫策詔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棋盤，皆十九道。但此說與邯鄲淳的記載明顯矛盾，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棋局》疑為後人假托。沈括在《夢溪筆談》卻說：“今世棋局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考《孫子算經》中有一道以圍棋道數為內容的算題：“今有棋局方十九道，問用棋幾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孫子算經》撰人無考。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十二章《魏晉南北朝的科學技術》推算其成書時間大約在十六國後期、北魏前期。說明最晚至東晉時圍棋棋道已經普遍改為十九道了。這一變化從建國後出土的文物中完全可以得到證實。1952年在河北望都縣一號墓出土的東漢時期石質棋盤為十七道（見北京歷史博物館《望都漢墓壁畫》插圖十六、十七）。1959年河南安陽出土的隋代張盛墓中有青瓷圍棋盤，為十九道（見邱百明《從安陽隋墓中出土的圍棋盤談圍棋》圖二。載《中原文物》1981年第三期）；1973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村206號墓（張雄夫婦合葬墓）出土的木質圍棋盤也是十九道（見文物出版社《新疆出土文物》圖189）。墓主張雄為高昌左衛大將軍，卒於公元633年（唐貞觀七年）。另外據傅蕓子先生《日本正倉院考古記》，日本正倉院所藏圍棋盤，為唐代皇帝贈送給日本天皇的禦物，也是十九道。可知南北朝以前已經普遍采用十九道棋盤了。
[9] 邯鄲淳《藝經》上將圍棋分為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鬥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但這種分法比較抽象。到東晉時就將其改為與當代棋壇給棋手定段類似的對每一位棋手的棋藝高下進行分級定位的品位劃分了（詳後）。
[10] 《世說新語·任誕》“阮籍當喪母”條劉註引鄧粲《晉紀》。
[11] 《世說新語·巧藝》“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條劉註引《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