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神仙觀念較之前代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人們把求仙和成仙的著眼點，從遙遠和飄渺的上天和海外神山，轉入到自己生存的環境周圍，轉入到自己個體的精神和肉體建設上來。當時士族階層所普遍熱衷的“地仙”說，就集中代表和反映了這樣的觀念轉變。所謂“地仙”說的核心，就是想方設法以求長生，以迎合門閥士族享盡現時榮華富貴的需要。盡管先秦以來各種求仙之法層出不窮，花樣翻新，但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於成仙法術的內容和需求都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寄托。就服藥一項而言，秦漢時期一些帝王服用的主要是丹藥，其目的是為了在自己身體的不死上面寄托長久統治的希望；漢末以來下層民眾中主要盛行的是服符和乞靈巫祝之道，而且這些東西往往被用來作為組織串聯並聚眾起事的工具；而魏晉時期士族文人中主要服用的是石藥，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精神上逍遙和肉體上享樂的需要。《世說新語》中士族服藥的故事，不僅體現了它與帝王服用丹藥和民眾服符的不同，而且還集中體現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一） 魏晉之前的帝王服丹與民眾服符及其政治背景

無論是帝王服丹、民眾服符，還是士人服石，其源頭均為先秦神話傳說中的不死之藥。一種是神話傳說神醫手中的起死回生之藥。《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窳之屍，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 此處所言六巫與《大荒西經》所記十巫大同小異，均與醫藥有關。其中巫彭和十巫中所謂“巫鹹”又是傳說中醫道創始者，故郭璞謂其“皆神醫也” 。但今人袁珂又從宗教祭祀的角度來理解諸巫的職能：“然細按之，毋寧曰，皆神巫也。此諸巫無非神之臂佐，其職任為上下於天、宣達神旨人情。至於采藥療死，特其余技耳。操不死神藥以活◎窳，當亦奉神之命，非敢專擅也。” 郭璞《山海經圖贊》：“◎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群巫，操藥夾守；遂淪弱淵，變為龍首。” 說的正是這種情況。筆者認為不可片面地將巫彭等人的職能理解為“醫”或“巫”。實際上二者在他們手中是相得益彰的：“采藥療死”可證明其神巫之效，亦可為“宣達神旨人情”的手段；而神巫身份又可增加人們對其醫道的信任程度。另一種是神話傳說中的長生不死之藥。《歸藏》：“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為月精。” 《楚辭•天問》中也有嫦娥竊不死之藥奔月的故事 。盡管有關文獻未能明言這種不死之藥的材料來源和構成，但一般認為它們是未經人工加工合成的天然藥物 。從兩種不死藥的功用效果來看，長生不死之藥與嫦娥奔月有關，說明它是早期羌人飛升神仙觀念的產物；起死回生之藥則表現出稍晚一些時候人們希望保持肉體與靈魂同在的觀念意識。

從秦漢開始，方仙道活動又有了新的發展變化，具體表現為丹鼎派與符箓派界限的明確。一方面，由於冶金技術的發展，一部分精於冶金鑄造的手工業者流為方士。他們不僅掌握了以煉金之法制造黃金和水銀的技術，而且還由此導致了煉丹術的產生。秦始皇時代雖然金丹術已經出現 ，但他派人四處尋找的主要還是傳統的天然藥物。而從漢武帝開始，人工合成的丹藥便逐漸取代了天然不死之藥，並在社會上開始流傳 。傳統石藥與丹藥的最大區別，就在於是否人工合成。所以近人呂思勉說：“服食（藥）與煉藥，又有不同。煉藥必有待於煉，服食則自然之物也。”所以“此神仙家與醫家相出入者” 。東漢末年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一書不僅總結了煉丹的過程，而且還對於服用丹藥的好處作出歸納描述：“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重（熏）烝達四肢，顏色悅澤好。發白更生黑，齒落出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

另一方面，先秦以來流傳於民間的各種巫醫之術也被秦漢以來的方士吸收演變為早期道教符祝之術。這些方士在漢末三國之際以道士的面目出現，他們在創教和傳教時手執九節杖畫符誦咒，並冠以為民治病去邪的名義。張道陵在創教時就創作“符書” ，以惑百姓。張角在創太平道時亦用此法。在遇到兇荒之年時，這種具有消災去病功能的符箓法術就更容易為亂世災民所接受。據《後漢書•方術傳》，當“時遭兵亂，疾役大起”時，方士徐登和趙炳“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即越方：誦咒）療病”。並雲費長房以一竹杖“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 。三國東吳“於吉……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 。

因為太平道利用道教符箓之術為其組織軍事起義服務，所以人們很容易理解並註意到早期它的政治目的；但對於秦始皇和漢武帝求不死之藥和服用丹藥的初衷，人們卻往往僅從個人縱欲養生的角度予以解釋。實際上秦皇漢武的尋藥服藥絕非如此簡單――它往往與秦皇漢武的政治改制同步進行，所以它是秦皇漢武尋求長久政治統治的各種途徑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它與太平道利用符箓之術一樣帶有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秦始皇和漢武帝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最相仿佛者有兩點，一是上臺後都積極熱衷於改制和封禪，二是都狂熱地尋求不死之藥和醉心服丹活動。乍一看來，二者似乎一個是國運大事，一個是帝王個人的養生之道，並無直接關聯。仔細品味，卻可發現二者不僅密切相關，而且實出一轍。

有一個現象沒有能夠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關註和重視。無論是改制封禪，還是尋藥服丹，都是在方士的策劃和運作之下進行的。這就足以引發人們這樣的思考：其一，為什麽二者能夠同時被方士運用於向帝王獻策？其二，方士獻此二策與自身的利益有何關系？

所謂改制是指春秋戰國以來天子登基後在方術指點下按照天子輪回的五行學說進行的政治制度改革，而封禪則是方士鼓動天子即位後祭祀上帝的活動 。方士策劃的兩種方術二者形式不同，其目的都是一個，如同顧頡剛先生所說：“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應；不過得到了符應之後，五德說希望他定出制度，封禪說希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罷了。” 可見改制封禪都是方士幫助帝王樹立天子至尊地位和形象的手段。也就是說，方士在這件事情上扮演的是幫手和高參的角色。不過他們的出謀劃策並不僅限於改制和封禪一類明顯的政治活動，還包括尋丹服藥一類幫助帝王養生長壽的活動。從表面上看，帝王熱衷這些尋丹服藥的活動僅僅是為了延長生命，以盡享樂之軀。所以長期以來它只是被視為帝王荒淫暴虐的證據。實際上改制封禪與尋藥服丹這兩件事情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從邏輯上說，無論是帝王自己，還是方士，都十分清楚荒淫暴虐是政運長久的死敵。所以就其本意來說，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同時運作這兩件貌似矛盾的事情。合理的解釋只能是，他們將二者視為一個共同目標的兩個側面：政運的長久不僅需要上帝的認可，還需要天子自身的長壽作為物質基礎；而天子的長壽不僅是其個人的福分，同時也是國家政運長久的需要。這樣，尋丹服藥也就體現了秦漢時期帝王的意誌，具備了與國運有關的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