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與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的。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汙、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1、“英雄”從此逃亡海外

如果我不作如下說明，則就對讀者，對社會，尤其對我家鄉哈爾濱市的公檢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對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負責任了。

事實是主人公吳振海後來受到通緝逃亡國外，不知所去。

對於我這一位中學同學目前的結局，我此刻寫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確的，唯一正確的。…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一、弄潮兒與蠻幹者

改革不唯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而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致相等，而理想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直至1993年後才勢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35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年齡小，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達到合法移民年齡的事屢聞不鮮；因年齡大，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於更容易“外銷”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沖擊亞洲、歐洲、澳洲許多國家。既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歷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韓國女人為“婊子”，並且白紙黑字寫著——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對於女人是極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準備好了承擔這一後果的法律責任。但我並非一個以公然侮辱女人為能事、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發生的那事件，似乎沒見過有哪家報轉載，甚至沒見過哪家報間接地報道過。也許，根本沒有什麽“新聞價值”吧。就我的讀報範圍而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大有影響的報，似乎皆保持著曖昧的沈默。尤其電臺和電視臺，據我所知，概無評說。給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國的一切媒體，對那事件，一時都裝聾作啞起來。這就使我不禁地做如是之想一一也許都收到了“新聞回避”的指示?…

在世界美術史上，通過女性和書的關系體現某種美感的名畫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偉大的大師們，創作的目光一專註於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們的肉體的美所吸引。不僅畫家們如此，連雕塑家們也如此。

羅丹和畢加索，都對女性肉體的美說過許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癡的話，但卻都沒有為我們留下將女性和書統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繪畫。

而我一直覺得——一位靜靜地看著書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的她，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無疑問，那樣子會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覺得有四類女性形象是動人的——托腮凝思著的少女，讀著書的青年女性，哺育著的成熟女性，編織著的老婦人。…

“文革”將20世紀60年代力劈為兩截。1966年以前是一種情形，1966年以後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種情形。1966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1966年以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慣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1966年雖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1966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10月——這由20世紀60年代的後5年和20世紀70年代的前5年半“剪輯”組合成的11年，自成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中國女性很有些與此前此後的時代完全不同的表現。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欲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20世紀60年代前3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只有極少數少男少女在那三年裏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國人。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我以少年的眼所識之女性，當然皆20世紀50年代的女性。

哈爾濱市當年的市區主要是道裏區和道外區，當年南崗區還沒成為主要市區，動力區也還沒成為主要重工業區，香坊區乃城鄉交界地。

道裏區是哈爾濱最有特點的市區。一條馬蹄石路直鋪至松花江畔，叫做“中央大街”。兩側魚刺般排列十二條橫街，叫做“外國”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國”之名。少年時期的我，家在道裏區，但不是在道裏區的中央大街那一帶，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臉子。…

第5章·“門戶開放”取代“列國瓜分”

“門戶開放”（OpenDoor）這個名詞對每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耳熱能詳的。它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連續發生了兩次。兩次都在中國這位老人家病入膏盲、九死一生之時，搶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門戶開放”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三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之中，正巧也就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大亂之時。它是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Hay，1838～1905）和那位接著康格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自稱“大美國駐華欽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二人全力推動的。…

第3章·慈禧太後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中旬，當北京城被十萬義和團小將和他們的主使人莊王、端王，燒得烈焰蔽天，殺得血肉滿地之時，慈禧老太後對義和團的撫剿政策還是摸棱兩可，沒個明確的抉擇。她對那日夜逼她在和戰之間表態的西方列強，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後並不是個胡塗人。她知道義和團那套魔術既不能扶清，更不能滅洋。雖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於洋人的兇狠，她在做姨太太時代就已領教過了。一八六〇年（鹹豐十年）秋九月，那時年方二十五歲的懿貴妃，就被英法聯軍趕出圓明園。據當年西方的傳說，她逃得如此驚恐和倉卒，連她最愛的一只北京獅子小狗，都做了英軍的俘虜。小狗不知亡國恨，當牠們被奉命前來放火的夷兵發現時，小貴族們還在追逐為樂呢！…

第4章·不堪一擊的拳民與七國雜牌軍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慘劇，莫過於一百年中我們的首都竟三度為敵國占領。在占領期間，敵軍的奸擄焚殺之殘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見的。

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並把那一座“東方凡爾賽”的圓明園燒成灰燼。但是這次國恥對滿族統治者的教訓不大。那時入侵的洋兵不足兩萬，而北京的禁城之內，巍峨宮闕即有九幹余間。加上圓明園、頤和園和東陵、西陵，僅是皇家內務府所管的財產，就足夠這些洋強盜搬運的了。那時中團又沒有通海口的鐵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帶高官貴族的王侯宅第，和千萬家富商大賈的巨鋪廣廈。萬把個小強盜一朝竄入，個個滿載而歸，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幾座金倉銀庫。…

第2章·列強刺激，太後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2.1·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於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第1章·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要階段。變法失敗固然是件慘事，而真正可悲可嘆，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癥，那樁幾乎引起中國遭“瓜分”（ThePartitionofChina）之禍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所謂“拳亂”，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拳亂差不多過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家，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有關鍵性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可說已把這樁慘史的事實，弄得相當清楚。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家已大致沒太多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對這樁吏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